《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南朝重视知识的倾向在这四种学问中都有表现。我们先来看文学方面的表现。
    在文学方面，至少从刘宋开始，重视知识的倾向就十分明显。梁锺嵘《诗品》序：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锺嵘说南朝在文学创作方面存在“贵于用事”的风气。所谓“事”即典故，“用事”与“隶事”含义相同，也是指征引典故。按锺嵘说，此风从刘宋颜延之、谢庄开始。在他们的影响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成了“且表学问”、炫耀知识的工具。[39]
    颜延之是晋宋之际人。《宋书》本传说他是“好读书，无所不览。”[40]锺嵘在《诗品》“中品”中再次申明序中旧说，称其诗作“喜用古事”。“好读书”与“喜用古事”两个方面是有关系的。刘勰曾说：“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41]所谓“学贫者迍邅于事义”，就是说如果作者学问贫乏，便会在“用事”上遇到困难。可见，若要在诗文中炫耀知识，便不得不广泛读书。除了在诗文中“喜用古事”外，颜延之在《庭诰》中对自己重视读书的观念更有明确表达。《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称其“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他假设一场景告诫后人说：
    适值尊朋临座，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涂失偶，黡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默而归，岂识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丧邪。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
    这是在告诫后代，若不多读书，将来就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以后颜之推也有类似之说：“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4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引卢文弨《论学札》评论道：“二颜之语，其形容不学之人，致为刻酷。”[43]
    锺嵘提到的另一个“贵于用事”的代表是谢庄。谢庄是谢弘微之子，也是博学之士。《宋书》本传说他自幼好读书，“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精于《左传》，“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谢庄还擅长作赋，“文冠当时”的袁淑见其所作赋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44]此外，谢庄还是当时一流的玄学家。
    在玄学方面，刘宋时也出现了明显的重视知识的倾向。王僧虔《诫子书》提供了重要的讯息。《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彷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45]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对王僧虔《诫子书》，余英时先生曾撰文详细考释。对文中“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云云，余先生解释说:如果像‘袁令’、‘谢中书’、和‘张吴兴’这三大名家分别和你谈三玄，难道你也能推说没有读过这些基本的清谈文献吗? ”[46]关于《诫子书》的意义，他说：“《诫子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具体地指示我们，清谈到了南朝中期已演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它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它在当时门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何种功能?《世说新语》虽是清谈的总汇，但止于刘宋之初；现存梁元帝《金楼子》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偶有涉及，但不及《诫子书》之集中与具体。此外散见史传的清谈记录则更属一鳞片爪。所以古今学人讨论清谈问题都特别重视它。唯本文以考辨《诫子书》的疑点为主旨，不能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观点对南朝清谈多所推论。”
    余先生关注玄学在南朝的变化，只是限于文章考辨的主旨而没有展开讨论。在我看来，《诫子书》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指出像魏晋玄学时代那样仅仅强调思辨、强调“清辞简旨”已经行不通了，清谈也要以读书为基础，对文献、对前人各种意见必须了然于胸，如果这些都不懂，那是没有资格谈玄的。[47]《诫子书》不会是无的放矢，王僧虔所反对的这种不读书而空谈的习气此前一定是存在的。
    据余先生考证，《诫子书》中提到的“袁令”、“谢中书”、和“张吴兴”分别是袁粲、谢庄、张绪。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玄学家。袁粲，“（泰始）六年，上于华林园茅堂讲《周易》，粲为执经。”[48]张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49]齐建元四年，“初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 谢庄精通《左传》、《论语》已如前述。他们虽然都是玄学大家，但却均学有根底，绝非空谈之士。王僧虔本人“好文史，解音律”[50]，在学问上颇有造诣。《南史》卷二二《王僧虔传》：“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由此可见他的博学。关于南朝玄学重知识，还可以举出一个例证。《南史》卷七一《伏曼容传》：
    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尚书外兵郎，尝与袁粲罢朝相会言玄理，时论以为一台二绝。
    伏曼容能与袁粲“言玄理”，自是玄学中人，但却看不起玄学开创者何晏。他的傲慢并不是因为自己在玄学理论上有什么创获，而全是在“事”之一端。在他看来，何晏在学问上是不行的。伏曼容的优越感只是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
    唐长孺先生曾经说：“整个玄学自晋以后便只是知识的炫耀”[51]，而不再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个观察十分敏锐。不过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知识的炫耀”并不仅仅局限在玄学领域。在前面涉及的文学领域以及接下来要讨论的经史领域中，重视知识、重视对知识记忆的倾向也十分明显。经史方面，相关的例证非常多，这里只能引出最具典型性的若干史料。《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