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以至南朝聚书的盛行可能与当时造纸业的发展有关。纸张刚刚出现时数量很有限。东汉时，“延笃从唐溪季受《左传》，欲写本无纸。季以残笺纸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乃借本诵之。” [30]西晋纸张的缺乏还是个大问题。葛洪回忆青年时代的艰辛说：“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31]东晋初，王隐欲写《晋书》，但“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32]到东晋后期，纸张生产数量可能有增长。《初学记》卷二一《纸》引桓玄《伪事》：“古无帋，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东晋是简、纸并用阶段，桓玄强调今后一律用黄纸，当时纸张生产的数量或许已能满足一般需要。人们仍然使用竹简可能只是一种习惯。研究造纸史的专家也指出：“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几乎全是用纸了。”[33]
    不过一直到刘宋时，对于穷人来说，纸张还是昂贵的。《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下：刘宋时“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高帝第五子）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又，“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舍，时年四岁。性方整，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如此者累月。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南史》卷七六《徐伯珍传》：“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及地上学书。”《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看来纸张还不是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
    梁代纸张的价格可能因产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梁书》卷四九《袁峻传》：“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袁峻“家贫无书”，但能抄书“日五十纸”，纸的来源似不成大问题。《颜氏家训·勉学》篇载，义阳朱詹“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朱氏吃不饱饭，但却可以“吞纸以实腹”，这个故事或许也说明纸张不再昂贵？
    造纸业的发达、纸张的普及对聚书的盛行肯定有影响，但如果联系到这一时期更为广泛的学术文化背景，我们就不能把聚书的盛行仅仅归结于此。聚书的兴起还有文化史上的原因。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南朝知识崇拜的社会风气。
    二．儒、玄、文、史中的知识崇拜
    与聚书风气的兴起约略同时，从晋宋之际开始，整个学术风气也渐渐发生了变化。通观前后，这个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此前是一个玄学时代，那么此后就是一个知识至上的时代了。
    与南朝相比，玄学时代的人们并不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这在东晋表现得尤为明显。王恭的一段话相当有代表性。《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恭语：“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余嘉锡《笺疏》案语：“《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34]余氏解释言简意赅，不过当时人最看重的是“清辞简旨”，恐怕并不以读书少为“短”。《赏誉》篇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也说：“恭虽才不多，而清辩过人。”“清辞简旨”、“清辩过人”是衡量人材优劣的重要标准。这样的例子在汉晋时期不胜枚举。
    公允地说，王恭并非完全不读书。《晋书》卷八四本传载，王恭“读《左传》至‘奉王命讨不庭’，每辍卷而叹”，死后，“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为识者所伤。”这样的人却被后人视为“读书少”，这只有一种解释，即在王恭以后，士人更加重视读书。是否具备渊博的知识成了衡量士人价值的最重要尺度。《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袁豹，《宋书》本传载：“好学博闻，多览典籍”，义熙九年卒。[35]《隋书经籍志》载有《袁豹集》八卷。袁豹事迹不多，不过谢灵运既然以袁豹为例说殷仲文读书少，可知袁豹应该是个饱学之士。从对殷仲文的评价看，谢灵运对读书是相当重视的。这与《宋书》本传所称“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36]正可呼应。《南史》卷一三《刘义康传》：
    （元嘉）十六年，进位大将军，领司徒。义康素无术学，待文义者甚薄。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也。”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其浅陋若此。
    袁淑是袁豹之子，“博涉多通”。[37]刘义康问他年龄，他不直接回答而故意以“邓仲华拜衮之岁”、“陆机入洛之年”来答复。这完全是在炫耀知识。《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
    （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王俭、陆澄都是博学之士，但互相不服气，最终竟然屡屡作起了比赛知识多少的游戏。所谓“隶事”就是指引用典故。“隶事”的游戏就是比赛谁掌握的典故更多，结果是陆澄取胜。据陆澄本传载，“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当世称为硕学。”陆澄取胜自有道理。
    南朝重视知识的风气愈演愈烈。颜之推后来在北方回忆说：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呼征质为周、郑，谓霍乱为博陆，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去海郡，言食则餬口，道钱则孔方，问移则楚丘，论婚则宴尔，及王则无不仲宣，语刘则无不公干。凡有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原由，施安时复失所。[38]
    颜之推的这段回忆，初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南方士人不学无术，似乎与我们强调的南朝重视知识的风气正好相反。但实则不然，它反映出的真实情形是：在普遍重视知识的气氛中，连无知的人也要附庸风雅，装作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