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3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洋商人数在上海外侨人口的职业构成中一直占了最大的比例。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上海外侨以洋商居最大多数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在云集上海的洋商中，“英商在人数和势力方面， 永远居先”。 1852年，各国商人在上海共设有41家洋行，其中英商就占了27家，英属印度帕栖洋行8家，美商洋行5家，法商洋行1家。1855年， 上海共有53家洋行，英商占了28家，美商6家，德商3家，法商3家。1865年， 在上海的88家洋行中，英商占了58家，美商6家。1891年底， 上海共有外籍企业280家，英商占了175家，德商40家，日商21家，法商15家，美商12家。1901年底，上海的外籍企业增至432家，其中英商达194家，日商78家，美商55家，德商35家，法商28家，意大利商人12家，葡萄牙商人11家。1911年底，上海共有643家外籍企业，其中英商占了258 家， 德商103家，美商59家，日商47家，葡商40家，俄商35家，法商33家， 意大利18家，澳大利亚商人14家。与这种格局相对应，英商无论在进出口贸易还是企业投资方面都比其他国家的商人要大得多，这可从英国和其他国家船舶各自缴纳税款的对比中窥知一二。1868年，英国进口、出口和船舶吨税为1466383两，而其他国家仅为417192两；1895年， 各国船舶所纳税款4095807两，其中英国就占了2811150两，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80页，881页。）此后，英国在航运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到1911年时，英国仍占40%左右。
    相比之下，上海租界的另外两个创始国--法国和美国，特别是法国的商业势力要小得多。法商在法籍侨民中始终只占极小的部分。1873年3月30日，上海共有法国侨民88人，其中只有3个商人。1875年，在总共213位法籍侨民中，只有21位商人。1882年，在总共150位法籍侨民中，只有10到12位商人。即使在如此稀少的法商中，也很少将自己的企业设在法租界。譬如，上海唯一代表法国的大金融机构--法兰西银行就设在公共租界。对此，法国驻沪领事经常抱怨不已。白藻泰在1901 年3月1 日写给法国外交部的一份领事报告中就说：“我应承认法国租界并未充分吸引我国商人的注意力。我们的江岸为英国和中国的公司所盘据，而我们最好的地皮也被外国人，或借英国人名义的华人所拥有。这个弊端的根源乃是我们的同胞，对法国替他们在此港口所争取的利益，显得漠不关心。来到中国的法国资本家和工业家，从不曾想到要在这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设行建厂的问题。法国人所拥有的只有原租界的五分之一的地方。（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58页。）”
    虽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为各自的商业利益而设，但二者很不相同。大抵可以说，公共租界是各国商人竞相逐利的乐土，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商业的气息；法租界更像是教区，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氛。
    洋商到上海来的目的当然是做生意赚钱，贸易经商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兴趣所在，但洋商，特别是大洋行的行东在上海的影响却并不仅仅在商业方面，他们凭借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聚敛起来的巨大财富，分享租界的行政权力，在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租界的市政是“由极少数代表商业经营的人决定”的，所谓“极少数代表商业利益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有势力的洋商，譬如怡和洋行是公共租界最大的洋行，它的行东就时常被选为工部局的总董。因此，从工部局和公董局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有人斥之为“财阀政治”或“大班寡头政治”。由大班寡头左右和控制的市政机构，当然并不能代表居住上海的所有外侨，但这些大班寡头之跻身市政机构，进而操纵市政，目的无非是借助行政上的权力，为自己牟取更大的利润。
    总的来说，在条约制度庇护下的洋商是上海商业舞台上的“天之骄子”。他们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又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急遽的分化。以1870年代为界，大致可分为早期洋商和后期洋商。
    早期洋商带着一股狂热的开拓和冒险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带着发大财的梦想成群结队地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为四亿人口的自由贸易这种想法而变得疯狂”。上海也确实为他们创造了最优越的发财条件：条约特权，租界地利，从领事到海关再到工部局警察无不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为他们实现发财梦提供一切方便。开埠初期，不少洋商都兼任驻沪领事的职务，譬如：宝顺洋行的英商比利在1850年代初就曾担任葡萄牙驻沪领事和荷兰、普鲁士的副领事，旗昌洋行的著名人物祁理蕴、金能亨曾担任美国驻沪的正副领事，金能亨还兼任过瑞典和挪威的驻沪领事，旗昌洋行职员劳瑞欧曾任西班牙驻沪领事，怡和洋行大班波斯乌曾任丹麦驻沪领事，广源洋行大班曾任普鲁士驻沪领事，等等。商人和领事的一身而二任，使洋商获得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力”。确实，洋商在上海往往比在他们本国享受更多的自由，治外法权的滥用几乎使他们获得特殊的豁免权。有人曾这样形容他们在上海的处境：“他们得到种种便利。这里没有严厉的长官，这里只有一个业余式的担任管理职能的工部局，这里只有酒吧间或宴会里日常碰到的如朋友一般的领事。这里没有人会去干涉他们的个人自由，甚至没有人强迫他们呈出资产负债借贷表。（注：转引自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第89页。）”在这种近乎神话般的“自由”环境里，洋商在数年间即可发一大笔横财，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他们除了从事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还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贩毒和疯狂的地产投机，所以，说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但是，进入1870年代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以及欧洲与中国海底电缆的接通，中外贸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轮船经由运河的迅速航程大大缩短了冒险的时间，而电报可能已将损失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这些条件吸引着许多过去因缺乏资本或信用而被排斥于商业之外的竞争者参加了贸易，因而刺激了贸易的发展。因为现在一笔周转迅速的小额资本就能经营过去比较大得多的资本尚感不足的贸易，而金融家们现在所提供的改良的资金融通方式，使得仅有小额资本的人，比以前在漫长而不可靠的海程，以及靠轮船传递消息的时代，更易于获得信用，因而竞争已发展到顶点了。（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49页。）”另外，运河和电报的相继开通，“虽然减少损失的危险，同时也排除了商人们所追逐的超额利润。最低报酬的安全贸易代替了偶然的冒险”（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50页。）。这意味着“转手间千金可致”的时代已成了昨日的故事。
    伴随“经商能获取巨大而惊人的收获的时代”的结束，上海租界里的洋商也发生了急遽的代谢。靠“偶然的冒险”迅速致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摆在洋商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顺应时代，改变贸易方式；要么在剧烈的竞争中归于淘汰。有位洋人曾在一封报告中记录了这个代谢的过程：“当我在1855年初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英国商人都拥有大量现成的资金，全心贯注在生意上。这些人很有把握地等待将来回国时，即便不能发一大笔大财，至少也可以富富裕裕地过十年日子。自从电报和每周邮讯建立后，这般人再也见不到了。因为他们觉得留在英国过舒服日子而不亲自到中国来，一样可以经营对华贸易赚钱。目前这些商人们，显然不像前一辈那样手中掌握着那么多的资金了；他们在经商中也不能期望像前一辈那样能获得那么多的利润。他们像是把安逸生活比钻营生意看得更重要些，因为他们已不大能够期望发笔横财然后去作寓公了。（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54页。）”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的确很重要的变化”：“以往做生意的是真正的商人--即买了货再出售的商人。那时是远东商业大王能陡然便发大财的时代。过去他们的慷慨好客曾举世闻名，而现在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了，因为，老一辈商人所过的豪华生活宁可说是袭遵古制，而不是由现有财富情况来决定其是否恰当的。现今如果说商人还没有完全绝迹，也是在迅速趋于消灭了，他的地位已为佣金代理商所代替了。造成这个结果的两个因素，是竞争及无法预料的、毁灭性的汇率波动。关于所做的生意的性质，以及做生意的人，变动是每况愈下了。由于交易的每一个细节--货物的价格、运费及汇率等--都是先由电报确定的，所以只需要很少资本，甚至不需要资本。因此，只要有些小的款项，就可以做生意，其结果是，这些人就互相竞争着把价格压低到最低限度，而进一步的结果是，更使贸易界的败类蓄意不择手段以取得生意。（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63页。）”
    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中西通讯的变革和银行业的兴起，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过去那种集贸易、航运、银行、保险等于一体，一揽子无所不包的贩运贸易方式趋于解体，贸易分工越来越细，小资本或是无资本的人也开始卷入贸易竞争，于是中小洋行在1870年代以后大规模兴起。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足以与老牌洋行抗衡的大洋行，如以经营航运业为主的太古洋行，以经营棉纺织业为主的老公贸洋行，以经营洋布、地产、保险为主的新沙逊洋行，以及德商的瑞记、鲁麟、美最时等洋行和日商的三井、三菱等洋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老牌的洋行开始转为经营策略，“在业务上从收取佣金为主转变为独立贩销的同时，开始发展航运、保险、贸易、船舶修造、银行等各种专业企业”。怡和洋行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它从走私鸦片和进口棉纱、五金获得巨额财富后，迅速扩大投资范围，向集团化企业迈进。到20世纪初期，怡和洋行单在上海就拥有14家企业：进出口业，上海码头公司，怡和丝厂，怡和丝织厂，上海土地投资公司，怡和纱厂，怡和木材厂，中央棉纺织公司，怡和打包公司，公益纱厂，怡和机械厂，怡和冷藏公司，汇丰银行，怡和啤酒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