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的推进和一系列文化教育及慈善机构的创办，无不需要巨额的经费。照常理说，筹措经费当是传教士面临的艰巨任务，但上海天主教会并没有感到特别大的压力。据法国《人道报》说，上海的天主教会相当富有，“耶稣会、味增爵会和其他教会在上海法租界拥有三亿法郎的财产。罗伯神父（Pere Robert）为上海企业界重要人物之一， 他留给后世一股铜臭味。 比利时的神父拥有150 栋房屋， 并在‘霞飞’（Joffre）和克里孟（Clement）两地建筑大酒店出租。 在道路两侧的地产，大部分是归传教会所有”（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74页。）。上海天主教会是否拥有如此庞大的财产暂且不论，但的确拥有相当可观的房产和地产，是上海的大房地产主。1901年的一份法国领事报告证实，耶稣会是法租界某些容纳妓女的华人旅店的所有人，该会的传教士对于这些财产的收入觉得十分满意，因此不欲让其改建为欧式的建筑。他们以本身的开支十分浩大，再加上由于缺乏一位主教而无法筹募款项为藉口，拒绝租界行政当局拆毁这些旅店的要求。当时的徐家汇、董家渡、虹口和洋泾浜天主堂都设有“经租帐房”，负责经营教堂所属的地产和房产。除了房租和地租收入外，晚清上海天主教会的经费还有两个来源：一是外国政府和外国教徒的资助，上海天主教会设立徐家汇、佘山天文台和开办震旦大学等都得到法国和其他国家经济上的援助，此外“教会每年从信心会（The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Faith）和圣婴会（The Society of the Holy Childhood）接受赠款，并从各国教会成员那里接受援助，特别是从法国、荷兰和美国等地”（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5页。）； 二取自中国教徒，天主教教规第4 条规定教徒“该量力供应圣教会之要需”，教徒有义务向教会提供一定的经费，其形式主要有募捐、教徒奉献和当弥撒等，其中募捐一项尤为可观。1873年4 月落成的“约可容千人”的佘山天主堂就是向中国教徒募捐所得建造的。
    开埠后上海的快速崛起，传教士的努力，使上海天主教会在晚清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天主教修会（包括女修会）和外方传教会都向上海派遣了传教士，并在上海建立了各自的传教机构；前往内地各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很少不取道上海的。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则往往在上海盘桓数天”，然后从上海走向内地，在穷乡僻壤之间竖起一个一个十字架。还有一些内地修会和传教会在上海设立帐房，从事房地产等经营活动，并把经营所得源源不断地汇送内地，给内地的传教事业以经济上的支持。上海已不仅仅是江南传教区的中心，而且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中心。
    2.基督教传教士
    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对上海人而言，是一种陌生的东西。虽然鸦片战争前夕已有几个传教士如郭实腊、麦都思等人曾访问过上海，但他们在上海只是短暂停留，他们的记录中很少提及传教之事，偶尔提及，也仅一笔带过。基督教与上海发生关系，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最早向上海派遣传教士的是伦敦会。上海开埠之初，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和雒魏林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新辟的通商口岸进行传教活动，并建立了伦敦会上海传教站。他们刚到上海时不免有些心虚，1845年2月道光帝批准耆英关于驰禁天主教的奏本后， 他们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不仅在上海县城内外传教，而且经常去附近的城镇公开布道了。教务的平稳推进，使他们感到已有的传教力量严重不足，他们再三呼吁：“我们热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传教士派到这个国家。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祈祷这个国家的开放，现在它已经开放得比我们期待的更多了。但是年复一年，我们的传教力量却不见增加。（注：转引自叶斌前揭文，第10页。）”于是，美魏茶、慕维廉、伟烈亚力、艾约瑟、杨格非和韦廉臣等陆续抵站。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各自在传教、行医、翻译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紧接着伦敦会，英国安立甘会（在上海又称规矩会）于1844年开始在上海传教。该会传教士卖克开拉抵沪后便在马路开设布道所，1847年又在教堂街建立了一座专供英国人礼拜的教堂--圣三一堂。1866年重建后，因系红砖建筑，一般市民称之为红礼拜堂，是远东最高级的英国教堂，1875年被破格升为安立甘会北华教区主教座堂，由当时华中教区主教禄赐悦里来沪主持。除传教外，该会传教士还曾于1850年左右在老靶子路开设一所英华寄宿学校。
    继英国伦敦会和安立甘会之后，美国的一些差会如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宗、监理会等也先后向上海派遣传教士。1844年10月美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文惠廉被祝圣为中国布道区主教，并于年底携妻子及三对传教士夫妇和三名单身女教士来沪传教。最初他们一直在城内借屋布道，1850年一个美国商人向他们捐赠了一幢民宅，圣公会在上海才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第一个到上海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里娄理华，他于1847年为印刷圣经事奉调来沪。显然上海的外侨居留地令他感到鼓舞，初抵上海，他就评论道：“凡有外国人聚居的地方最终会成为同中国本土很不一样的租界。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表明，若要对改变中的中国能有一个影响它的总部，这里正是理想之地。（注：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3-804页。）”但他还未及施展抱负，便在回宁波处理公务途中死于海盗之手。此后，长老会又先后派怀德、克陛存、娄理华的弟弟娄理仁、梅理士和甘撒母耳、范约翰等传教士到上海传教。公理会最早来沪的是裨治文，他于1847年奉派到上海，但他没有为公理会设立教堂，他在上海的传教活动偏重于翻译圣经。浸礼宗最有名的传教士是1847年抵沪的晏玛太，他在沪传教40余年，开创了老北门浸会堂。监理会早期来沪的传教士主要有戴乐、耿惠廉、秦右、蓝柏、唐雅各及林乐知等。
    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的早期传教事业，除了青浦教案之后的数年内传教活动一度十分困难外，基本上是在平稳中推进，并未遇到真正的反对者，上海人对漂洋过海而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友好的。但对上海人来说，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异教，接受乃至信奉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上海的传教经历使传教士和传统机构很快就意识到，向上海人宣传上帝的福音单凭教义和教理是永远不够的。因此，他们非常注意传教的手段和方法，试图以传教之外的现世生活的具体利益来达到传教的目的，以设医院、开学校、办文化事业等中间媒介来吸引更多的人信奉基督教。为此，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创办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文教、医疗事业，如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和仁济医院、长老会的美华书馆、监理会的华美书馆，以及根据不同的物质条件兴办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包括一些女子学校。这些努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从1843年到1860年短短17年间，单伦敦会上海传教站施洗的人就有数百名，其中包括王韬和沈毓桂等有名望的文化人。但除了伦敦会上海传教站，其他差会在上海的传教业绩要逊色多了。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上海基督教会，无论是传教力量还是传教业绩与社会影响，都无法与同时期的天主教会相提并论。
    但是，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有着自身的优势。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基督教具有鲜明的近代性，按照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就是说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当上海从一个中世纪县城向近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快速迈进的时候，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近代性就获得了一个理想的展现空间。于是，从1860年代开始，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教事业出现了持续发展的态势。此前就已开始在上海传教的圣公会、长老会、浸会和监理会在此后的岁月里大获成功，成为晚清上海基督教中的四大主流教派，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传教士，如圣公会的施约瑟、小文惠廉和郭斐蔚，长老会的范约翰、姜别利、费启鸿、南浸会的晏玛太、万应远、乐灵生，北浸会的金楷理，监理会的林乐知、潘慎文等。受主流教派海外传教成功的鼓舞和推动，一些原先没有成立差会的较小的宗派也纷纷成立差会，向上海派遣传教士，上海遂成为中国汇聚基督教教派最多的城市。这些教派包括：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基督会（又称使徒会），宣道会，同善会，公谊会，信义会，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救世军，女公会，尚贤堂，海员传教会，协和礼拜堂等。这些教派的影响当然无法与主流教派相比，但它们的汇聚上海，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在上海传教活动的盛况。而这种盛况的出现，正好与晚清上海社会变迁同步。一份当年的海关报告这样写道：“由于上海是中国最主要的商业中心，所以它也就成为这一帝国的传教中心。大多数教会都在这里建立其总部，并在这里指挥其在中国各地的工作。那些在上海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或机构的教会，通常也委派代表或代理人在此办理它们的传教业务和监督供应品的发送工作。（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1 页。）”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因为另外一个事实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在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世纪中，曾分别于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召开过3次在华传教士大会，都是回顾以往研讨未来的决策性会议，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3次继往开来的大会都选择在上海举行， 并不是巧合，它至少表明来华的多数传教差会和传教士已经把上海看作是对华传教事业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