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方式的变化和经营范围的扩展，使商业竞争趋向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洋商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王韬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洋商的这种变化，他说：“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泊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绳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注：王韬：《西人渐忌华商》，《弢园文录外编》卷4， 第1页。）”由于竞争的加剧，各类洋商公会、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 并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1847年6月，怡和洋行经理达拉斯等8个英商率先在上海组成英商公会，并于1850年2 月获得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的承认。此后，意大利商人、美商、法商、德商、比利时商人、荷兰商人等也都在上海设立了各自的商会。此外，还有一个由全体外商组成的和明商会（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这些商会主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和推进各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定期开会，交流情况，讨论中国政府有关贸易政策、法令和措施等。利明商会（又称上海洋商总会）的章程规定：“以保护商业的总体利益为宗旨”，在各国商人中居于“中心联络所或协调机构的地位，并可随时将所征集的有关各国商业利益的意见向中国政府和各国驻华使节们反映”（注：转引自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它的设置，不仅使各国商人们能协调一致地与中国政府和商界交涉，维护和扩展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与各国驻华使节乃至各国政府密切配合，共同进行对华的经济和政治扩张。为了控制和操纵市场，缓和同业内部矛盾，外商还按行业设立了不少商业公会，如匹头商业公会，茶叶公会和花边公会等。这些商业公会，组织各别，名目繁多，但其目的无非是有效地控制和拓展市场，把持中国进出口贸易。
    伴随“举止气焰”方面的前后变化而来的是，洋商在道德方面的整体堕落。早期来沪的洋商“从头到脚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息”，虽然，经历了贸易方式的“革命”之后，“外商团体的那种限制很严的、享有特权的、半贵族式的、又带有平等气氛的一些传统与精神，还是保留了下来；但是这团体的结构本身则禁不住新时代的侵袭，已完全被摧毁了。新的因素已渗入了远东商业界以及外侨整个社会之中，它的基础已扩大了，它和外界的关系也复杂得多了。它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不仅家庭生活改变了，长期侨居的结果使人们安土重迁了。生活虽不如昔日繁华，但舒适多了，文雅多了，文明多了；以前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暂时的流徙之地，而现在男男女女都可以安居下来，不过分感到缺少什么了。以前没有必要的慈善事业，现在也增多了。……但遗憾的是上一代人的一些品德，后来已完全丧失了。在华外人的团结精神，直到八十年代始终保持不坠，本是外人道德的堡垒，也是华人所崇敬的；但如今已全被摧毁了。外人不仅在私人生意上因竞争剧烈而堕落到玩起华商惯用的伎俩，就是大金融资本集团也沉湎于耍弄老一辈所不屑为的种种阴谋诡计了；甚至于堂堂大国本身也堕落到插足于可耻的竞争场中，像比武的英雄们甩掉了多余的战袍一样把体面全部抛弃了，剩下的只有耶稣圣衣掩盖着的欺诈与虚伪了。基督教国家的崇高品德，在许许多多方面毫无廉耻地被亵渎了，除了强权与武力以外，再也看不出西方与东方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了”（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 册，第982-983页。）。
    失去了任何道德约束的洋商，在迅速发财的观念驱使之下，除了愈演愈烈的走私贩毒之外，各种各样的商业欺诈手段更层出不穷，泛滥成灾。有的洋商利用买办，欺骗华商，以求达到发财的目的，郑观应曾举两例：“昔有西商亏空势将不支，托其买办借款，并多购丝茶，例于下船后交价。不料船开后，接到英电，谓该行倒闭。照西例仅将其行中所有摊还欠款而已。又有洋人串通华人开洋行者，洋人为行主，华人当买办。拟俟大买丝茶下船后逃遁”（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22页。）。 郑观应举出的这两个例子，其实是晚清时期洋商在上海进行商业欺诈的惯用伎俩。有的洋商则在西方领事和租界当局的支持下创办彩票公司牟取暴利，从1900年3月至1901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洋商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10家彩票公司，它们是：广益公司，和济公司，华洋合众公司，瑞成公司，太德山公司，普益公司，同利公司，大成公司，通利公司和广利公司。这些公司都打着“善举”的旗号，为自己脸上贴金，其实，无非是另一种方式的赌博，当时的报刊曾指出，洋商竞设彩票公司“将使市廛栉比之地，一变而为赌博争竞之场，将使人人冀非分之获而荒其本”，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在名目繁多的商业欺诈案件中，不能不提到1910年由洋商一手炮制的橡皮股票风潮。所谓“橡皮股票”，其实是橡皮公司股票在上海的俗称。大约在1908年秋，有洋商以澳大利亚创设橡胶园为由在上海开设橡皮股份公司，大量招股，同时不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园主也到上海来推销股票，洋商们不断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把橡胶投资吹得天花乱坠，一时市民竞相购买橡皮股票，如痴如狂，沪上钱庄也允许以此作放款抵押，大量收购，并向外商银行拆票以扩大收购股票，于是橡皮股票价格从每股30两银子一路飙升至90多两。1910年7月， 投机商卷款逃离上海，骗局败露，股价一落千丈，承购者倾家荡产，钱庄纷纷倒闭，整个上海金融界立即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市面一片恐慌。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携带100万两现银到上海救急， 两江总督张人骏亲自来沪调查，由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出面借洋款350万两， 又在庚子赔款项内挪借200余万元，周转市面，才暂时渡过危机。
    晚清上海的快速崛起，商业的繁荣，当然离不开洋商，但上海社会风气之败坏，洋商也难辞其兴风作浪之责。
    二
    与谋逐一己之利的商人相比，传教士在上海外侨社会中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类。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不少天主教传教士如郭居静、毕方济、潘国光、孟由义、李若瑟、南怀仁等都曾在上海宣传过上帝的福音，其中潘国光还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座天主堂--敬一堂，一度拥有4万教徒。1720年，康熙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后， 教务限于困顿和沉寂，但仍有一些传教士在浦东藏匿下来，或从澳门潜赴浦东，一方面秘密地进行宗教活动，所以开埠之初上海仍有不少“世代老教徒”，另一方面也在静静地等待着驰禁之日的到来。鸦片战争前夕，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活动，其中郭实腊还曾于1831年8 月20 日、 1832年6月19日和12月5日三次来到上海，刺探情报；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也曾于1835年访问过上海，对上海的贸易前景充满信心。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尽管在《南京条约》中对传教一事只字未提，英国人更关心的是通商，但他们在获得五口通商权利的时候，无疑也为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写道：“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益。英国获得香港和五个开放口岸给外国人居住，还明确地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口岸建立教堂。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太大危险了。（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第591-592页。）”在约开的五个通商口岸中，他们和许多商人一样更看好上海，因为这里中外贸易前景很好。麦都思在给伦敦会总部的一封信函中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英国船只和商人的胜地，中国船只也从各地汇聚于此，这说明上海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我们有信心期待，作为内地丝茶最近的出口基地，上海有朝一日会像广州一样繁荣。（注：转引自叶斌：《伦敦会上海传教站研究（1843-1860）》（未刊稿），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于是， 西方传教士便和商人一道成群结队地奔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