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教务的推进，来沪的各新教差会传教士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些基督教文字宣教机构，编辑、出版和散发宗教性或与宗教关系密切的书籍，充实中国信徒的宗教知识和宗教生活。这些文字宣教机构主要有圣教书会（Chinese Tract Society ）、 大英圣书公会（The British andBible Society in China ）、 美国圣经会（The China Agency ofAmerican Bible Society ）和广学会（The Societyfor theDiffusion of General and Christian Knowledge amang the Chinese）等。由这些机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非宗教性和宗教性的印刷品”极为可观，圣教书会1900年“新出的书，重印和加印发行的共计377710本，其中从仓库中分发的有332780本。这些书刊包括月刊两种：《小孩月报》和《图画新报》。它发行的书籍只谈宗教问题，例外的不多”（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6页。）。 大英圣书公会从1892年至1901年的十年间， 共发行了圣经54795 本、 圣经书210841本和单行本5086679本，总数共达5352315本。美国圣经会在同一时间内发行了圣经51135本，圣约书209286本和福音书4100950本，总计为4361371本。至于广学会，在1900年也共计发行了48950本新书，其中包括31000份《万国公报》和《中国传教士评论》。 这些书籍相当一部分是发往内地，上海已成为各类宗教书籍的出版发行中心。
    基督教在上海传教事业的持续发展，美国的基督教差会和传教士的努力功不可没。早在1810年，美国各新教教会就联合成立了一个“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致力于海外的传教布道。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向海外扩展的兴趣和力量日益加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新教教会的海外传教布道的热情空前高涨，其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的传教力量开始超越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据《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史》统计，到1905年为止差遣传教士来华的正式差会组织，英国15个，欧洲大陆国家8个，美国29个。其中1860年后成立的，英国8个，欧洲大陆国家5个，美国20个，比欧洲国家的总和还多。上海的崛起， 使它成为各新教差会海外传教布道的首选之地，其中美国传教士在上海的人数最多，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到1901年，上海的主要新教差会共有9个，美国就占了7个，英国只有2个；这9个差会中除美国圣公会和女公会外，共向上海派遣了33位传教士和68位女教士，其中美籍传教士和女教士就分别占了25位和59位，英国则只占8位和9位。美国各新教差会在上海的势力和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传教士和女教士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在基督教会创办的医疗和教育事业中，美国传教士的成绩同样突出：晚清上海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最有名的医院有仁济医院、同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和广仁医院，除仁济外，其余3 家医院均由美国差会创办；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的主要学校有圣约翰大学、中西书院、沪江大学等，几乎全部由美国差会创办。
    作为外来的宗教势力，传教士在上海的活动是非常复杂的。条约制度赋予他们在中国传教的权利，享有其他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因此他们是条约制度的自觉维护者，这一点与其他外国人并无不同。郑观应在《易言·论传教》一文中说：“外国传教之士，实中国召衅之由也。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权利，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存觊觎，互相联络，恃其富强，致华人谋生之计日穷，而教民交涉之案迭起，其中煽害，倍甚通商。（注：郑观应：《易言·论传教》，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121页。 ）”郑氏不失为当时的开明者，他的话说出了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这一面。但传教士毕竟又是一群传播上帝福音的布道者，在传教布道的过程中做过不少好事，譬如他们“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注：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他们中的不少人赞同并支持过中国的改良与进步，举办过许多慈善事业，有些女教士还不遗余力地倡导不缠足运动，等等，这些当然不应该一笔抹煞，一概骂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