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分天主教和基督教（习称耶稣教），为了行文的方便，特分别论述如下：
    1.天主教传教士
    天主教传教士在上海有过一段相当成功的传教史，而且康熙宣布禁教后仍有传教士在这里秘密地进行传教活动，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天主教会便率先向上海派遣传教士。1842年7月， 首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艾方济等人就已抵达上海地区。麦都思说：“当我们的差会（即伦敦会）还在怀疑是否应把上海建成永久基地的时候，天主教会在过去6个月中已经向这里派遣了不少于10名欧洲传教士。 （注：转引自叶斌：《伦敦会上海传教站研究（1843-1860）》（未刊稿），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1844年10月，又有5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上海。1846年5月24日和8月30日又相继向上海派遣了8位和4位耶稣会传教士。这12位耶稣会士中，有5位是意大利人。 随着耶稣会士人数的增加，曾经陷于困顿和沉寂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开始重现生机。他们在徐家汇建立了上海教区的前身江南教区的教会领导中心，并迅速将其势力扩展到江苏和安徽两省。1875年时，上海已有132 位天主教传教士。到1901年7月，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天主教会的“正式教牧人员，有代表教皇的名誉主教姚宗李主教、耶稣会教士138名（其中23 名为中国人）、神学院学生16名和副职弟兄22名；修道院外的教士，有神父30名、神学院学生17名，还有上预科课程的学生17名和拉丁文学生22名，后者全部是中国人。神父已经读完了他们的神学课程，其余的正在受神职人员的训练。除了教牧人员外，教会工作还由不少教会信徒协助。如小玛利团弟兑会有29人，负责虹口的圣芳济学堂；已受过训练的中国教师30人；圣衣会修女32人；拯亡会修女81人，经管徐家汇的孤儿院和法租界及虹口的女修道院；仁爱会29人；还有献堂会中国修女134人， 在江苏省内地的23个分会和安徽省内地的18个分会中担任职务”（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4页。）。由此可见，重建后的上海天主教会教务推进之速。到1903年，上海的天主教传教士已有20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公教会、比利时传教会、 异域传教会、味增爵会（即遗使会）、罗马公教会和西班牙奥斯汀传教会。随着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上海逐渐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不同修会的外国修女也开始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建立了各自的会院，如拯亡会、献堂会、圣衣会、以及仁爱会、方济各会等女修会均在上海设有圣母院。这些会院建立后，为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培养中国修女，创办女子学校，设立孤儿院和育婴堂等，成为上海天主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些正规的机构外，许多在内地传教的天主教修会和外方传教会也都在上海设立了帐房，如遣使会帐房、巴黎外方传教会帐房、拿撒路会帐房、比利时传教会帐房等，这些帐房主要从事房地产等经营活动，目的是为各自的教区增广财源。
    在来自不同教会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法籍传教士始终占了最大多数。法国一直把传教权利放在对华政策的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上，同光年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就公然宣称：天主教会“是法国在华势力最好的支持”（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180页。）。这与英国对华政策恰成鲜明的对比：英、 法“虽同以通商为目的，然英人则商务重于教务，法人则教务重于商务”；“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法国人则更看重传教的权利。所谓“自各国立约以来，英重通商，法重传教，所操之术不同”（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1卷，第25页。）。还在1844 年法国使臣拉萼尼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交涉时，就明确要求清政府保护法国传教士的权益，随后又将此一要求写入《中法黄埔条约》中。该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此后，拉萼尼进一步要求耆英上奏道光帝驰禁天主教，并归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这些要求不久都得到道光帝的“恩准”，法国人重获传教自由。法国使臣的努力，极大地鼓舞了国内的天主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上海的法籍侨民不多，但传教士人数却不少，占法籍侨民总数的半数以上。1874年，在总共191 位法籍侨民中，就有97位传教士；1877年，上海有200位法籍侨民， 其中有104位是传教士。（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1卷，第68页。）传教士在法籍侨民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于商人在英籍侨民中所占的比例。
    天主教传教士重返上海后，就开始在浦东和崇明等地传教，并建立了不少“堂口”和“小堂”。所谓“堂口”，实际上是教会的基层组织；“小堂”则是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一般一个堂口都有一个小堂，“小堂不是别的，只是一间厅堂。厅的深处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竖有一帷幔，祭台两旁各有一只小几桌。祭台上一般装有一架十字苦像，一帧耶稣或圣母的圣像，4或6只粗制的烛台，一幅帷幔掩住了墙壁，作为小堂的底幕。在祭台两旁的小几桌上，悬挂着两幅画得并不高明的天神像：一幅是护守天神导引着一个中国小孩，一幅是总领天神弥额尔战败幽王魔鬼的像。这两只小几桌因而称作天神台。小堂旁边就是神父的住屋，住屋用薄板分成两间，内间作为卧室，外间作为餐室”（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126-127页。）。 这样的小堂当然是十分简陋的，但它的建立使那些“世代老教徒”与教会重新取得组织上的联系，后来的天主教堂，以及本堂区和总本堂区就是在这种堂口和小堂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随着教务的推进，入教者越来越多，小堂已无法满足“集合教友”之需，于是而有各种规模不等的天主堂之设。1851年法国耶稣会士在徐家汇建立了开埠后上海第一座天主堂。此后，天主教会又在上海及郊县地区陆续建立了一大批教堂，其中上海的董家渡天主堂、洋泾浜天主堂、老天主堂和虹口天主堂、郊县的佘山天主堂、张家楼天主堂、唐墓桥天主堂、淞江邱家湾天主堂、南桥天主堂、崇明大公所天主堂等都是其著者。天主堂的次第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单靠欧洲天主堂传教会派遣的传教士是永远不够的。因此，创办修道院和神学院，培养中国神职人员成了天主教传教会的当务之急。早在1842年首批来沪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秀芳就在张朴桥开办修道院，物色有志传教的青少年入院受教，次年2月正式开始授课。该院几经扩充，先迁横塘、 再迁张家桥，三迁董家渡，最后从董家渡陆续迁往徐家汇。1862年后，法国耶稣会又在徐家汇相继创办了耶稣会初学院、文哲学院和神学院。初学院和文哲学院以中国修士为主，但神学院则以外国读书修士（入文哲学院读书称读书修士）为主，譬如1910年共有17位修士入神学院攻读神学，其中中国修士只有3人。
    传教士到上海来当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为了扩展天主教会在上海的影响力，他们在宣传教义的同时，还创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及慈善事业。其中教育机构以震旦大学、徐汇公学、崇德女校、圣芳济学校、启明女校、圣若瑟学校、晨星学校、天命学校、圣家学校和中法学校（系法租界公董局所设，但主持校务者为耶稣会神父）等最为著名；医疗机构以公济医院和广慈医院影响最大；慈善机构主要有土山湾孤儿院（附设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 以及专为收容孤老而设的老安院等； 报刊主要有《益闻报》（1879年创刊，1898年与新创办的《格致新报》合并，改出《格致益闻汇报》，1907年更名《时事科学汇报》，1908年始简称《汇报》，后来的新闻史著作为避免重名误会，一般称之为“徐家汇《汇报》”）、《圣心报》（创刊于1887年7月，系直接面向教徒进行修身教育的刊物）。 此外，天主教教士还在徐家汇创办了一家藏书达3万册的图书馆、 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两家天文台。这些文化教育及慈善事业大多是在“爱”的名义下创办的，虽然在条约制度下他们的传教活动不免蒙上了政治和外交的色彩，有的传教士还曾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效过劳，但多数传教士到上海来还是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他们所创办的文化教育事业除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外，也传播了不少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他们举办的收容孤儿孤老、救济穷人和看护病人等慈善事业，作为天主教所标榜的“爱”的实践和传布天主教、发展教徒的重要方法，并不都是“伪善”和“假仁假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走近天主教，进而信仰天主教，成为虔诚的教徒，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才得以在开埠后的上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