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伊始，自杀、盗劫、离婚、绑架等各类社会病态问题就困扰着城市的健康稳定发展。据统计，仅1928年8～12月，上海即发生自杀案1025件(其中死亡162人)、盗劫案554件、离婚案370件、绑架案59件①。其中自杀问题因其严重程度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格外重视：“在未有全年统计时，可推得每年自杀者，约2460人，因而丧生者388人。本埠人口以270万计，每10万人中每年自杀者91.11人，因而丧生者约14.37人。自杀率之高甚足惊人。”②同时，自杀新闻屡见报端，仅《申报》1928年即报道了354例自杀事件，标志着上海处于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和混乱状态。为了遏制这种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恶化下去，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其中，以社会局为主的政府部门对于自杀的干预尤为瞩目。学术界对此问题曾有所涉及③，但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着重研究1928年上海特别市行政机关如何应对自杀问题。
    1928年，上海自杀问题突出之时，并没有预防自杀的专门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上海特别市社会局，承担了积极行使处理自杀问题的职权。如社会局统计员毛起鵕所述，“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改良社会风化的设施很多，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有破除迷信及挽除自杀风气两项”④。社会局把应对自杀问题与提倡宴会节俭、取缔淫秽广告和破除迷信等都视为改良社会风化的内容，从1928年8月7日起，着手应对自杀问题。社会局呈市长公函说：
    谨签呈者，八月七日奉钧函并发交市民张大同来函一件，为防范投浦自杀事，着妥议办法，共筹救济等因。仰见钧长仁慈恻隐，关怀民命，无任倾企。查近月以来，青年男女，投浦自尽者，报不绝书。揆厥原因，或感经济之压迫，或以爱情之误用，遂致葬身浊流，一瞑不视，情殊可悯，理所难容，实为社会前途之隐忧。职局筹拟防止，参考东西各国成规，苦乏良法，第就管见，拟具办法：(一)拟由职局会同教育局颁发布告，责成市民家长或保护人暨教育当局，随时监察子女，告诫慎用爱情，鼓励青年为党国立志奋斗，勿有意志薄弱之行为。(二)由职局函请公安局于每日下午八时起，多派警士，勤加梭巡。凡遇有形迹可疑，神色沮丧者，详加盘诘，护送该管区署，刿切劝导。(三)由职局在历年投浦较多之岸沿，竖立木牌，警醒世人。遇有困难情形，准其来职局陈诉，当量为告诫，并竭力助其解除困难。(四)由职局函请各报对于前项新闻，慎重记载，即认为必须刊载之稿，勿为死者下同情之按语，宜易以规劝之箴言，庶或挽浇风于万一。是否有当谨呈市长鉴核示遵。(附交张大同原函一件)。
    社会局局长潘公展，秘书倪人瑞代行⑤。
    市民致信要求重视投浦自杀问题，“市长训令饬筹防止自杀办法，(社会局)当即拟就办法四条，于八月七日呈复”⑥。社会局参考东西方各国的做法，深入研究后拟定了应对措施，局长潘公展于8月10日上海特别市第82次市政会议上，报告了“投浦自杀救济问题向各报馆及辅元堂接洽情形”⑦。市府秘书处对社会局草拟的防止自杀的办法做出批示：“以所拟尚妥，今即分别函知照办。”⑧并同时抄送、转发给社会局、教育局和公安局三个政府部门，希望统筹三局共同应对自杀。社会局所拟定的举措包括：
    1.会同教育局发布告
    社会局把自杀应对纳入到社会风化的改良层面，同时进行的风化改良行动还有提倡宴会节俭、取缔淫秽广告和破除迷信等。这些社会陋习多根植于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只有通过教育的方式进行规劝批评，才能矫正人们的不良思想，这正与教育当局改良风俗的职能相契合。于是，社会局筹拟应对自杀的第一项举措便是会同教育局发布告，责成教育当局及市民、家长等随时监察子女，告诫他们慎重对待爱情，鼓励他们为“党国”事业奋斗，不要做出意志薄弱的行为。
    社会局此举缘于青年男女的自杀事件不绝于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民国日报》(本文行文中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海”二字下从略)1928年报道了30起自杀事件，其中明确记载自杀者年龄的案件有20起，而30岁以下的青少年自杀案件竟然达14起，约占报道总数的46.67％。如此大的比例不容小觑。社会局注意到青年男女多因误解爱情或经济压迫，而盲目地走上自杀歧途。市民张学濂鉴于当时青年投浦自杀之事特别多，曾致信社会局，指出“近阅报载，自杀者类多青年子女，其自杀之原因，又多为口角细故，偶不如意，遽尔轻生”⑨。此信的论调与社会局的官方认识相一致，“偶不如意”的话语，反映了青年自杀的盲目性。
    青年人处于逐步走向社会的阶段，由于社会阅历浅，往往会在模仿成人到形成自我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困惑和迷茫等危险情况。他们面临社会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情感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引导，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导致自杀的恶劣后果。当时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石涵泽指出，自杀和思想、年龄的关系非常密切，青少年多未经历过人生的风波，及世上的艰难辛苦，所以其自杀和成年人不同。“大凡在青春期自杀的，多因在这个时期里，增加了以前所没有的春机发动的苦恼与紧张的缘故。”⑩因此，解决青年人的自杀问题，须借助教育的力量，从思想上入手，让他们正确地对待恋爱、家庭等问题。社会局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布告中用“告诫”、“鼓励”、“慎用爱情”等带有教育意味的话语。正如毛起鵕所说：“自杀者以青年为多，如不设法防范，决非国家社会之福。自杀之原因，大概不外于爱情滥用和经济压迫二者，根本救济办法，恐怕非从教育和社会制度方面研究入手不可。”(11)
    社会局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有的放矢地针对导致青年自杀的“误用爱情”因素加以纠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仅如此，其进一步鼓励青年为“党国”事业奋斗，从而把这种教育意义提升了一个层次。提高青年的政治意识，以此克服他们思想意志方面的动摇性，这种教育策略切合了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要求。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国民党党员的结构，便会发现为何当局特别重视青年的自杀问题。在国民党党员中青年学生占了26％(12)，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有言：“革命青年为本党之主力军，国家之新血输。国民革命之完成，党国新生命之创造，实利赖之。”(13)青年与革命的问题对国民党党治的影响意义重大，而报刊上报道的青年自杀，尤其是青年学生的自杀，成为困扰国民党党治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一些思想迷茫的青年人最易走上自杀歧途，“失恋的鸿沟，淹没了多少青年的豪气；恶劣的环境摧残了多少青年的雄心；而经济的枯竭，又易使青年们颠沛流离。其他一切一切的足以形成青年的苦闷的实在还有很多。结果，因受不起苦闷的包围而跑到自杀的末路的，也就日有所增”(14)。总之，如果不对这批人给予正确的引导，合理的教育，显然不利于其“党国”稳定大计，而社会局所拟定的救济方针，恰好与这种设想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