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自杀的调查统计也存在一定缺陷。第一，间接取自各职局的自杀调查材料，均经过了相应机构的取舍，会带有各职局对自杀问题的看法，而取自报章的自杀新闻报道，更是掺杂着记者们的思想，这些间接材料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如前文说到，公安局的自杀调查只关注伤亡，容易造成混淆中毒与服毒的现象；报纸也会对自杀原因进行片面解读，尤其是在遗书极力美化自杀者时出现偏听情况，即明明是因为失恋、经济困难、考试不合格等消极因素而自杀，却被媒体建构成殉国者、争自由者，这也就是时人所诟病的“沽名钓誉的自杀”。毛起鵕说：“社会病态统计，因系创作，所以内容尚属幼稚，所有材料，都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是其第一个缺点。”(84)按照石涵泽的说法，从各地报纸、杂志、刊物、书籍、警察厅和公安局等搜集来的自杀材料属于间接调查法。除此之外，还应采用直接调查法，即随时准备直接从自杀者(当自杀未遂被救时)、自杀者亲属处调查自杀情况。这就给编制自杀统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就统计项目的设计上，因不够精密而容易降低统计资料的价值。如有关自杀者职业项的设计，1928年下半年的自杀统计中，自杀者的职业项被划分为劳动界、商界、学界、其他和不明五类，而其中不明项竟然达82.6％。不仅项目的分类过于简单，而且不明的情况占了大多数，这就大大限制了自杀真相的解读(85)。至于自杀原因项的设计，也存在一些弊端，社会局在搜集自杀资料时强调，对多种原因致自杀的现象，取其主要原因，事实上现实中的自杀问题极其复杂，很难非常精确地判断自杀者自杀动机的轻重程度。一种自杀既可能是受到甲项原因影响，也可能是乙项的影响，这给自杀原因的分类带来了一定困难，毛起鵕将此概括为第二个缺点“分析的方法过分笼统”。
    第三，各部门在配合社会局编制自杀统计时，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以1928年社会局发布8、9两月份自杀统计为例，8月份的自杀总数起初公布为111起，但后来修正为237起，因为某医院迟报而少计36起，又因仁济医院未记录自杀者的详细情形而少统计90起，如果不做修正，漏报的竟然超出了实报的1倍多；而9月份又因为某医院没有详查自杀者的自杀原因和职业，导致这两项统计中的不明数增加。虽然社会局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声明“设法免除此种缺点，以期详密统计”(86)，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十分精确。
    如何看待社会局应对自杀问题的举措呢?首先让我们考察政府自杀应对的成效。由于社会局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并进行统筹管理，加上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当时的自杀知识为人们所了解，自杀人数开始减少。据统计，在社会局实施自杀应对之后，上海的自杀人数由1928年下半年(8月至12月)的1025人，下降为1929年同期的687人，减幅达33％；而如果以社会局成立算起，1928年度(1928年8月～1929年7月)上海的自杀人数为2327人，至1929年度(1929年8月～1930年7月)自杀人数已经下降到了1850人，社会局实施自杀应对后，减幅达20％(87)。同时，媒体报道中出现了“自杀事件渐见减少”(88)的话语。救生局的捞尸报告也相应下降(89)。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自杀现象未得到蔓延。
    正是基于此，毛起鵕才会认为“关于社会风化事项……不从根本问题上研究而徒以取缔为能事，其结果必定是劳而无功的。但是从社会局之救济自杀风气的办法，可以说是有科学的价值”。较之其他改良社会风化的活动，毛对社会局的自杀应对予以了充分肯定。在他看来，“整个的青年生计问题，原非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行政机关所能解决，然其能从消极的和心理的方面图谋预防的设计，是其最聪敏之处”(90)。社会局把应对自杀问题纳入到改良社会风气方面，从正人心角度入手来解决这一社会病态现象，不无可取之处。曾有人在《上海特别市市政周刊》上发表有关自杀与离婚的短评，认为自杀与离婚是反常的事情，社会上反常的事情越多，则社会越不健全。在不健全的社会里，物质的建设无论多么齐全，社会基础都不能巩固。于是他得出结论，“故物质的建设，尚可稍待，而心性的建设，则不可须臾缓也”。他认为，“所谓心性的建设，最要者莫如正人心，挽颓俗”。也就是说如自杀与离婚一类有碍社会风气的“颓俗”，作为“心性建设”的关键部分，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市政府而言应当“治标与治本并重，所谓教育问题，维持风化问题，民生问题，皆将兼筹并顾”(91)。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态现象，“对于一个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预自杀的任务不能归给任何一个既有的政府部门”(92)。这也就导致了政府自杀应对必然面临的困境，对于上海特别市社会局而言，由于应对自杀之类的公益社会事业基本属于草创，最大的困境在于人才缺失和经费不足。因人才缺失，导致“种种设施，只有凭着自己的聪敏发明出来，本着创造的热诚进行下去，一遇窒碍之处，马上就停止进行，又或改变方针”(93)。经费不足，则不仅造成了难以网罗优秀人才的现象，而且一些需要筹设的项目也受到资金短缺的限制。因此，政府部门应对自杀问题必须尽可能地协调多个机构和相关社会组织，只有合作才能有效地实施各项应对自杀问题的举措。鉴于此，社会局联合了教育局、公安局、公用局、救生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应对自杀问题。教育局配合社会局开展自杀应对，借助教育的方式，进行社会风俗的改良；公安局在配合社会局的同时，依据自己的职能性质，处理自杀案件，惩恶扬善的精神得到张扬；救生局响应社会局，完善搜救自杀者的程序。
    虽然这些举措有治标与治本之分，且细节处理上或多或少存在不足之处，但作为中国政府首次应对自杀问题，具有开创性意义。各部门通力合作，不仅使社会局的自杀应对举措得到了有效实施，而且也相应地锻炼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能力；各机关依据自己的职权范围，积极应对自杀问题，不但让市民看到了当局应对自杀问题的决心，也看到了当局希望通过解决自杀这一社会病态问题，稳定处于人心惶惶状况的社会秩序，以便开展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同时，当局在处理自杀问题时，极力树立一个有活力有精神的新形象，力求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进而使民众团结到政府周围，对社会建设建言献策。从当时的情况看，就自杀问题而言，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这种互动，开始表现出积极的倾向。
    注释：
    ①上海特别市政府编：《上海市政概要(193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2辑》(419～42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42～89页。
    ②《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业务报告》第1期，第289页，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http：//res4.nlc.gov.cn/home/index.trs?channelid＝19，2012-10-31。(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成立后，为了让市民了解、支持社会局，进而“通力合作”，便把其半年内所办理的业务分类编辑“报告以市民”，1928年年底社会局发布了第1期《业务报告》即1928年8～12月间的业务)
    ③刘喜元：《试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自杀预防与救济机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④毛起鵕：《上海市之社会事业》，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397页。
    ⑤⑧⑨《救济投浦自杀问题》，《申报》，1928年8月10日，第15版。
    ⑥《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业务报告》第1期，第284页。
    ⑦《上海市政府第75～90次市政会议议事录汇编》第1
    ⑩石泽涵：《自杀问题》，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66页。
    (11)毛起鵕：《上海市之社会事业》，第398～399页。
    (12)《吴依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5日，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3)《救济革命青年并量才录用案》，《申报》，1928年8月8日，第22版。
    (14)缦符：《献给苦闷的青年》，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21日，“觉悟”。
    (15)(18)《伦常之变欲问江波：何必自杀!何必自杀!》，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9月7日，第4张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