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铁路运价的持续上涨引起了承担高额运费的工业企业主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不断呼吁国家管理铁路运营事务。迫于俄国工商界的舆论压力，1887年6月15日，沙皇政府批准了有关铁路公司在规定运价事务上必须服从政府领导的决议。为执行这一决议，1889年3月8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由财政部拟定的铁路运价临时条例。[1](P107)依据条例规定，铁路运价所有事务由财政部的专门机构负责。[4](P164)此时，铁路公司代表大会已经变成国家官僚部门的附属物，仅保留拟定规定和改变铁路运价建议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私营铁路公司失去了对铁路运价事务的影响。因为有关运价事务的宏观问题主要由运价事务委员会解决，而相对具体的问题则由铁路局解决。在运价事务委员会中，19名私营铁路公司代表不仅参与讨论运价事务的相关问题，并且对解决运价方案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而铁路局在解决运价事务的具体问题时通常会邀请铁路商人参与协商。[1](P108-109)可见，俄国铁路运营管理权在从铁路公司代表大会转移到财政部的过程中，俄国铁路事务中也出现了国家政权与私营铁路垄断资本相结合的趋势。
    (三)国家干预铁路设备的定购和分配
    19世纪60-70年代，俄国铁路修建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为了鼓励机器制造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1868年沙皇政府制定了国家定购铁路订单的制度。按照制度规定，“政府亲自与各大工厂签订生产钢轨、机车车辆和其他铁路用具的合同”。这标志着钢轨、机车车辆和其他铁路用具的供应开始不断集中到国家组织。这一订货制度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一批俄国冶金工业和制造工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1868-1874年间，国家向生产铁路设备的工厂支付订单总额达到2110万卢布，这有力推动了俄国8个钢轨厂、5个蒸汽机车厂和12个车厢制造工厂的建立。[4](P129)
    1875年4月，采矿和机械工厂主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国家作用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的申请。为此，1875年12月沙皇政府创建了跨部门政府委员会，专门调查前副财政大臣Г.П.涅博利辛任职期间国家定购钢轨、机车车辆和其他铁路用具的基本情况。[1](P111)调查结果显示，国家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铁路设备。针对这一情况，委员会指出，“我们不能频繁地进口国外的钢轨和机车车辆，这样我们将永远依赖外国资本家”。于是，1876年国家制定了刺激俄国钢轨生产的新制度，其核心是国家为私营钢轨厂提供期限较长且价格较高的订单。[4](P134-136)这提高了俄国冶金工厂的生产能力，并促进大型冶金工厂的建立。
    80年代初，俄国铁路修建的急剧缩减导致钢轨、蒸汽机车和车厢等其他铁路用具供过于求，国家定购的大量铁路设备因无法消耗而被运往国库。针对这一情况，1883年Ф.Г.特尔纳政府委员会制定了预先规定国家订货数量的决议，其主旨是限制国家订货，减少国库储备。该项决议使俄国各工厂为争夺有限的国家订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结果导致多数中小工厂因为国家订单量的减少而纷纷破产，少数大工厂为排挤竞争者夺取大量国家订单而走向联合。可见，国家限购措施加快了俄国冶金和制造工业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过程，促进了工业垄断组织的出现，如1882年创建的钢轨工厂同盟、1884年创建的钢轨扣件工厂同盟、1890年初创建的车厢制造辛迪加等。[3](P15-16)
    90年代的铁路建设高潮扩大了国家铁路订货的规模，这在加快俄国冶金和制造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大工业垄断资本的形成。为了利用国家机器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他们多次呼吁政府创建专门定购铁路设备的机构。沙皇政府曾三次着手拟定创建铁路订货委员会的草案，但因担心垄断资本集团借助该机构向政府施加压力而放弃实行，直到1902年为临时挽救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才最终创建了铁轨、机车车辆和其他铁路用具订货分配委员会。这是俄国第一个国家垄断组织，其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消除工业危机后果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变成保证特权工厂获得高价格订单的国家机构。[3](P160)该机构完全处于工业垄断联盟的监控之下，其不仅将订单只分配给少数大型冶金和机器制造厂，而且解决有关价格规定、质量要求等重要问题也与大工业垄断资本协商。[5](P66)可见，在沙皇政府加强干预俄国铁路设备定购和分配的过程中，冶金和制造工业垄断资本逐渐形成并与国家政权日益结合。
    综上所述，国家政权与工业垄断资本相结合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在沙皇政府参与和干预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过程中出现在个别工业部门中的经济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沙皇政府为消除工业发展中的各种弊端，或是为调节各工业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试图通过颁布专门法令或创建专门政府机构的形式参与和干预工业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在私人工业垄断资本获得相当发展之后，大垄断资本家为借助国家力量保证自己的高垄断利润而不断呼吁政府参与和干预工业的生产和分配。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在这一时期的出现通常具有偶然性，是仅属于个别工业部门中的个别现象，对俄国工业发展的影响也仅局限在个别工业部门的范围，但有利于加强国家对俄国工业生产的控制和俄国工业垄断的形成，并为日后国家政权与工业垄断资本的结合向更深度和更广度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加强
    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在俄国工业中已基本形成，此时沙皇政府在加强干预资本主义工业的过程中对工业垄断资本的双重态度日渐明显。一方面，随着工业垄断资本地位的巩固，大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服务自身利益的趋势也随之不断增强，这不仅威胁了贵族地主的利益，也削弱了沙皇专制政府作用俄国工业的能力，这导致俄国政界反工业垄断组织的情绪逐渐上涨；另一方面以财政大臣维特为首的资产阶级化的政府官员认识到垄断组织是维持专制政府存在的基础而坚持推行支持俄国工业垄断资本的方针。沙皇政府对工业垄断资本的双重态度在其所出台的相互矛盾的经济政策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工业垄断资本随着实力的增强，既寻求作用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试图摆脱国家官僚机构监管的羁绊。上述因素导致这时期国家和工业垄断资本的关系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维护工业垄断资本的利益
    1900-1903年工业危机给俄国工业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为维护大工业垄断资本免受危机的打击，以维特为首的财政部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濒临破产的大工业企业的措施，其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税收和发放津贴等方式对国民收入进行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再分配。国家实行非累进税率和返还消费税等税收政策减轻垄断资本的税收负担。尽管采用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利于大幅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广大劳动人民的税收负担，但因资产阶级代表的坚决反对一直未能施行。针对沙皇政府所提出的推行累进税率的相关问题，资产阶级代表组织即刻表示：“累进税率的税收政策使其无法忍受，并终将导致工业崩溃。”按照非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体现了沙皇政府税收政策的反动性。这项税收政策不仅使大工业垄断资本家仅将巨额收入中的小部分财富上缴国库，而且还使收入较低的工人和农民成为税收的主要承担者。[5](P56)国家为鼓励商品出口向工业垄断集团返还消费税或发放津贴。例如，国家不仅向食糖出口商返还对食糖征收的消费税，还为每普特食糖支付80戈比至1卢布的出口津贴；为鼓励石油出口商争夺国外市场返还对石油征收的消费税；为鼓励棉纺织品出口，按照每普特棉纺织品支付5.4～6.25卢布的标准向棉纺织品出口商发放出口津贴等。[3](P17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