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拟定反垄断组织活动的相关法案。1908年6月，106名杜马右派议员向大臣会议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拟定规范垄断组织活动法案的书面报告。杜马对拟定反垄断协议法案表示积极支持。П.А.斯托雷平也许诺：“颁布该项法令捍卫国家利益。”[6](P230)为拟定规范辛迪加和托拉斯活动的法案，工商部创建了由副工商大臣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对现行垄断协议调查之后拟定了一份限制垄断组织活动的法律草案。该项草案经工商大臣В.И.季米里亚泽夫主持召开的会议详细研究之后，其基本原则获得一致通过。1914年5月，重新修订之后的法律草案被提交到大臣会议，其保留了对辛迪加随意提高价格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某些重要原则。这项法案施行的效果尚不明显，正如В.И.科科夫佐夫在国家杜马预算委员会上指出，一方面证明辛迪加的存在是相当困难的，另一方面对辛迪加违背法案的刑事惩罚重视不够。[2](P72-73)垄断资本地位巩固将损害贵族地主利益的思想推动了股份公司新规则的出台。1913年4月，土地管理总局的负责人向大臣会议表达了对大片土地向股份公司集中现象的担忧。鉴于此，大臣会议详细讨论了股份公司的规则并明确指出，股份公司占有大规模土地是相当危险的，其对国家的影响弊远大于利。于是，1914年4月18日，沙皇政府批准了有关股份公司的新规则，其明确规定股份公司占有地产的数量不得超过200俄亩，这引起了企业组织的坚决反对。拥有近千万俄亩地产的垄断联盟领导者强迫政府必须做出让步。于是，该项新规则最终于1914年6月16日因沙皇政府重新启用股份公司旧规则而停止运行。[3](P78-79)
    (三)沙皇政府与垄断大亨“人事联合”的发展
    20世纪初，沙皇政府对工业垄断资本集团所出台的“支持”和“抑制”并存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沙皇政府与工业垄断大亨“人事联合”的发展。一方面沙皇政府在执行发放津贴、非常规贷款和扩大国家订单等财政货币金融政策时，垄断资本集团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加强作用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在实施反垄断组织法、调整国家供货制度等反垄断组织的相关措施时，垄断资本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又委派政府机关的代理人干预政府决策，这使垄断资本与沙皇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沙皇政府和垄断大亨“人事联合”的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垄断大亨亲自或委派代理人到政府机关担任要职，使政府制定的法令政策为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如伏尔加-卡马银行行长、工商业代表大会委员会成员П.Л.巴尔克于1911年末被任命为副工商大臣，之后又担任财政大臣，南俄采矿企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的知名活动家В.И.阿兰达连科于1912年12月被任命为工商部矿务局局长。[2](P164)此外，1908-1911年，沙皇政府彻查海军和陆军部门舞弊行为时还发现了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大批军官，他们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薪资丰厚的大工业企业的顾问。如海军技术委员会的总负责人Н.Е.季托夫兼任尼古拉耶夫斯基造船厂顾问，海军技术委员会成员少将伊利英同时兼任索尔莫夫和尼古拉耶夫斯基两家造船厂的顾问，船舶制造和供应管理总局局长海军上将罗季奥诺夫、海军部工事负责人少将拉德洛夫、海军上将М.Ф.洛西斯基等军官也为造船托拉斯提供类似的服务。[3](P191-192)
    第二，垄断大亨还聘请曾经在政界和军界担任要职的官员担任自己公司的高级职务，利用他们同政界和军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影响政府的决策。如，曾先后担任副财政大臣及工商大臣的В.И.季米里亚泽夫是工商业代表大会委员会首任主席、俄国对外贸易银行和圣彼得堡私人商业银行理事会成员以及大约10个股份公司的董事[2](P164)，前俄国政府首脑、任职多年的财政大臣В.Н.科科夫佐夫担任俄国对外贸易银行董事会成员。此外，财政部和工商部的高级官员М.М.费多罗夫、В.Д.西比列夫、Н.П.兰戈夫，外交部官员Н.Н.波克罗夫斯基，农业部官员Н.Н.库特勒，信贷办事处的主任А.И.普季洛夫、Л.Ф.达维多夫和副主任А.И.维施涅格拉德斯基以及国家银行的管理人员А.В.孔申等离职官员均进入了金融寡头的行列。[3](P190)
    列宁在描述这时期沙皇政府和垄断资本之间的紧密关系时，曾在《银行和部长》的论文中这样写道，“今天的部长就是明天的银行家；今天的银行家就是明天的部长”[7](P224)，这完全适用于此时在沙皇专制制度庇护下发展的俄国垄断资本主义。
    沙皇政府和垄断大亨“人事联合”的发展使垄断资本对中央国家机构的政策和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机构包括财政部、工商部、交通部、国家银行、矿务局以及分配国家订单的组织机构。以1908年成立的隶属于海军部的造船会议为例。该机构创建的主要目的是审查执行制造军舰措施中所出现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参与成员主要包括海军部和其他部门的官员以及大企业垄断组织的代表，其中工业垄断大亨发挥着更为主导的作用。这是因为负责造船会议的官员完全成为了垄断大亨的代理人。著名历史学家К.Ф.沙齐洛通过对大量档案文件研究之后指出：海军部管理层对造船垄断组织的活动表现出“格外的兴趣”，这与多数官员在大造船工厂和公司兼任高级职位直接相关。[5](P68-69)同时，垄断资本通过作用上述中央国家机构甚至可以成功影响大臣会议的决策。著名历史学家М.Я.格夫捷尔曾在研究中指出，大臣会议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必须符合金融寡头所主使的国家机构领导人的意见。[3](P191)可见，沙皇政府与垄断资本“人事联合”的发展促进了国家机器各环节更好地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利益。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俄国工业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沙皇政府对工业垄断资本的矛盾心态使其对垄断资本出台了“支持”和“抑制”并存的经济政策。沙皇政府在执行发放津贴、非常规贷款和扩大国家订单等财政货币金融政策时，垄断资本集团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加强作用国家机器；沙皇政府在实施反垄断组织法、调整国家供货制度等反垄断组织的相关措施时，垄断资本集团又委派政府机关的代理人干预政府决策，垄断资本寻求利用国家政权服务本集团利益的行为，推动了沙皇政府与垄断大亨“人事联合”的发展。这种“人事联合”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已经普遍存在于冶金、石油、煤炭等俄国主要工业部门，并对中央国家机构的决策，甚至整个俄国工业的发展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表明此时国家政权和垄断资本的结合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