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全面结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为支持战争对俄国经济实行了全面管制，建立了沙皇政府管制下的战时调控体制，这开启了沙皇政府全面干预俄国工业生产和分配的历程。为保证军事物资的供应，沙皇政府建立了战时国家经济组织。但大部分军事物资集中于大工业垄断资本的现实，一方面使战时国家调控机构无法独立于工业垄断资本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使垄断资本得以借此时机利用国家调控机器服务自己的利益。鉴于此，国家与工业垄断资本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如下三方面特点：
    (一)垄断资本积极倡议创建战时国家调控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沙皇俄国即刻进入备战状态。调动军事物资保证军队需要成为俄国当务之急。此时正寻求利用战争形势垄断超额利润的垄断资本家对实行战时经济管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15年1月工商业代表大会委员会率先详细阐述了有关战时国家调控的思想。他们提出，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必须创建拥有巨大权力的专门组织，它不仅领导军事订单的分配，而且还保证工业企业原料和燃料的供应以及工业品的运输。随后，垄断资本家А.И.普季洛夫又拟定了创建最高权力机关领导军事化经济的方案。该方案建议，创建隶属于国家杜马的军队供应委员会，其成员由工业资产阶级代表和陆军部官员组成。除А.И.普季洛夫方案之外，其他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也提出了类似方案，它们均表达了垄断资本追求参与并领导国家军事化经济的主张。其中以А.И.科诺瓦洛夫为首的杜马进步党派的方案最为典型。它要求改组陆军部的专门会议，使该机构不仅为社会组织代表提供调整军事物资供应的可能，而且也为其调动俄国工业活动开辟空间。[5](P112-113)
    在垄断资本的积极倡议下，沙皇政府相继创建了一系列战时国家经济组织。1915年春，陆军部创建了供应军队弹药的专门组织，其有权依据市场形势规定弹药价格。1915年5月，沙皇军队最高指挥部创建了火炮供应特别会议。1915年8月，沙皇政府创建了国防、燃料、运输和粮食四大特别会议，它们分别隶属于陆军部、工商部、交通部和农业部，其成员包括中央各部代表、议会两院代表、地方自治局和大资本家组织代表。[3](P197-198)国防特别会议拥有复杂而庞大的组织结构，其中包括12大工业区的工厂会议和大量分配军事订单的委员会，主要规划有关供应武器、弹药及其所有必需品的相关问题。燃料特别会议是为保证工业企业燃料供应创建而成，其设立了多个地方会议，主要用于在各地方工业企业之间分配燃料。运输特别会议是管理俄国铁路运输的最高组织，主要讨论有关铁路修建、扩大铁路运输能力和制定运输规则等问题。粮食特别会议则是为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创建而成。随后，工商部为调控轻工业生产先后创建了棉纺织工厂原料供应委员会、皮革工业、呢绒工业、亚麻工业、黄麻工业事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由相关主管部门的官员和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规定各部门产品的价格、确定企业的生产能力、在企业之间分配燃料和半成品、按照委员会规定的价格强制出售原料和材料等。最后，1916年初，某些中央部门机构还创建了个别工业部门的中央管理局，如农业部创建了食糖中央管理局，其职权范围包括分配企业产品、确定产品价格以及发放企业所需的燃料、原料和材料等。这些机构下设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其成员由相关部门的垄断组织代表组成。所有重要问题先由咨询委员会解决，再提交到中央管理局审批。[3](P197-198)沙皇政府通过创建上述国家经济组织对俄国工业实行了全面管制，这标志着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已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二)垄断资本与战时国家调控机构的结合
    为调动工业满足战时需要，沙皇政府赋予了战时国家经济组织调控工业生产和分配的广泛权利。垄断资本为利用战时国家经济组织服务自己的利益，试图渗入并控制国家调控机器各个环节，从而使垄断资本与战时国家经济组织完全交织在一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垄断大亨作为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成为战时国家经济组织的成员，这为他们利用该调控机构服务自身利益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例如，运输特别会议的成员包括工商业代表大会委员会、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冶金加工工业代表大会委员会、乌拉尔采矿工业代表大会委员会和私营铁路公司管理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5](P140)，在粮食特别会议中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代表的人数各占一半。[8](P86)历史学家А.Л.希罗多夫在评价垄断资产阶级在四大特别会议中的作用时指出：“参加国家调控机构的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不仅在战时调控组织中帮助了沙皇政府，而且也捍卫了狭隘的集团利益。”[8](P119)
    其次，战时国家经济组织依靠大资产阶级组织发挥作用。大资产阶级组织形式上仅是连接国家和工业企业之间的媒介，但实际上则是国家调控机构的执行组织。以军事工业委员会为例。据莫斯科地区财政部门的官方资料显示：在1917年5月1日之前，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棉花部门执行军事订单总额是8亿卢布，其中仅在1915-1916年间执行的订单总额就达到6亿卢布。中央和各地区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是俄国各工业部门垄断联盟作用国家调控机器各环节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中确立的重要途径之一。[8](P123)
    再次，战时国家经济组织借助垄断组织创建的统计-分配机器开展自己的活动，这促进了国家机器和垄断组织机器的直接结合。垄断组织的所有分配委员会及其地方办事处都是专门会议和战时委员会的据点。他们借助冶金垄断组织为生产武器和弹药的企业分配陆军部门的巨额冶金订单，借助石油垄断组织分配军队和工业所需的燃料。[5](P108)以国防特别会议的冶金工业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自1915年12月17日创建之后，在总结国家分配冶金订单经验的基础上，为实现订单高效而有序地分配，开始利用南俄冶金工厂产品销售辛迪加和乌拉尔地区的屋顶铁皮辛迪加的统计和分配机器。南俄冶金工厂产品销售辛迪加在表面上不接管任何订单，但实际上却执行分配订单的职能。正如1916年6月4日冶金工业委员会主席在地方自治同盟和城市同盟的总委员会上揭示冶金委员会和南俄冶金工厂产品销售辛迪加的关系时指出：“如果我们自己分配订单，不仅秩序混乱而且一年之后也不会获得产品。”1916年，由于乌拉尔采矿企业主代表大会理事会的媒介作用，冶金工业委员会将分配乌拉尔地区屋顶铁皮订单的事务交由屋顶铁皮辛迪加办理。1916年10月末，该辛迪加开始收集乌拉尔地区高级铁、锅炉以及其他金属制品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分配。1917年1月3日，辛迪加开始为中央各部门和各社会组织分配屋顶铁皮订单。1917年2月13日，在乌拉尔采矿企业主代表大会上，该辛迪加领导人参与讨论了有关确定冶金价格的原则问题。[8](P149-151)可见，冶金工业委员会不断扩大屋顶铁皮辛迪加的权利，其由最初分配乌拉尔地区屋顶铁皮订单发展到分配大部分乌拉尔企业所生产的黑色金属的订单，最后甚至有权参与冶金制品价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