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实施有利于垄断组织的金融货币政策。早在1899年11月，刚出现工业危机征兆的时期，维特就拟定了一份援助大股份公司和银行的计划。维特建议创建银行联盟辛迪加以抑制大企业股票价格下跌。该银行联盟成员由俄国主要的几家银行组成，其所有活动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最初，这一组织被资产阶级刊物视为仅能维持一年的临时组织，但银行联盟各成员之间的协议却被年复一年地更新，银行联盟资本也逐年大幅度增加。银行联盟资本创建之初是550万卢布，1910年增加到1000万卢布，到一战前夕达到1亿卢布，其中一半以上被银行联盟用于购买股票和债券，以期提高大工业企业和银行的股票价格。其支出的基本情况如下：购买俄国4大银行股票800万卢布、石油垄断组织股票2000万卢布、马里乌波利斯基冶金公司股票600万卢布、普季洛夫斯基工厂250万卢布、布良斯基工厂320万卢布，剩余金额主要用于购买顿涅茨科·尤里耶夫斯基公司、塔加罗戈斯基等公司的债券。[5](P74-76)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国家银行确实存在为支援俄国大银行和工业垄断组织而干涉股票交易的行为。与此同时，从工业危机开始，国家还向工业企业和银行大规模发放非常规贷款。它是在现行条令尚未明确规定的条件下由国家银行发放的贷款，通常具有隐秘性，必须经过沙皇的专门许可。这些贷款主要发给大工业企业和银行。据1904-1913年国家发放非常规贷款的清单显示，金融寡头波利亚科夫的银行和企业负债2700万卢布、涅夫斯基造船厂负债1550万卢布、亚述顿河银行负债650万卢布。此项贷款为大工业企业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也使沙皇政府付出了巨额财政损失。1904-1913年俄国国家银行非常规贷款的损失总额达到4200万卢布。[5](P78-79)上述措施反映了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极力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本质。
    第三，扩大军事和铁路订单为垄断资本家提供有保证的市场和利润。扩大军事订单和铁路订单是国家财政支出逐渐满足俄国工业垄断资本需要的又一重要体现。沙皇政府的直接军事开支从1900年的4.2亿卢布增加到1913年的9.6亿卢布，几乎增长了130％。其中大部分支付给了承担军事订单的各工业垄断组织。[3](P172-173)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生产能力有限，沙皇政府只能将大部分军事订单分给普季洛夫斯基工厂、布良斯基工厂、索尔莫夫斯基工厂、帕尔维阿伊年工厂等大私营工业企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出现了供应武器和军事物资的四大军事工业联盟。这些垄断大亨采用贿赂官员、吸收官员成为联盟成员等方式作用国家机构，以期排挤竞争者并完全占有军事订单。[5](P62-64)铁路订单使部分国家财政支出再次流入垄断资本家的手中。1909-1913年国家为新修铁路紧急支出了4.6亿卢布，仅定购国有铁路的机车车辆就支出了1.4亿卢布。同时，铁路订单分配委员还为承担铁路订货的各工厂多支付部分资金，因为他们所申请的订货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例如，为每台蒸汽机多支付3000卢布、每节车厢多支付300卢布，为每普特钢轨多支付23戈比。这部分资金的数额也是相当庞大的，仅1904年国家向各工厂多支付的资金额就达到1600万卢布。国家支付铁路订单的大部分资金被少数工业垄断大亨占有。因为铁路订单分配委员会不仅在少数大型冶金和机器制造厂之间分配订单，而且就价格规定、质量要求等重要问题的解决也预先与各大工业垄断组织协商。[5](P66)可见，在国家对军事订单和铁路订单进行有利于工业垄断资本分配的过程中，国家政权机构和工业垄断资本的关系逐渐交织在一起。
    (二)为国家和贵族地主利益出台反工业垄断资本的政策
    1900-1903年经济危机加快了俄国工业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过程，大工业垄断资本在俄国工业市场中的垄断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大资产阶级对国家经济政策作用的不断增强引发了贵族地主阶级的不安和担忧，他们为维持其在政界的统治地位而积极作用政府出台反资产阶级的措施；另一方面，大工业垄断资本为攫取巨额垄断利益推行限制生产提高垄断价格的垄断政策严重损害了垄断工业品消费者的利益，这使俄国政界反垄断组织的情绪逐渐高涨。基于既要平衡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垄断组织、局外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又要维护作为工业垄断产品最大消费者的国家的利益，沙皇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反工业垄断组织活动的政策。
    第一，调整国家订货制度打击垄断组织的活动。煤炭销售辛迪加与交通部之间的摩擦引起了沙皇政府对垄断组织活动的特别关注。对煤炭资本家而言，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垄断煤炭定购帮助煤炭工业摆脱了销售困境，他们还能忍受国家苛刻的采购制度和烦琐的采购程序，但随着市场形势的好转，尤其是煤炭企业主同盟创建之后，他们开始越来越抵制国家垄断煤炭定购。煤炭辛迪加追求改善定购条件，而交通部为捍卫国家利益和鼓励局外企业发展则坚持执行严苛的煤炭供货条件，这导致煤炭辛迪加和交通部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此时，煤炭辛迪加对国家定购煤炭制度日渐不满，并经常投诉订货人员态度恶劣、对所需技术条件规定模糊等相关问题，同时又试图积极作用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实行低价倾销政策排挤竞争者。煤炭辛迪加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大臣会议的担忧，其在工作日志中写道：“必须全力反击辛迪加和托拉斯的活动，各相关部门着手准备拟定合理的解决方案。”[2](P70-71)①这一明确的指示对国家各部门反辛迪加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降低定购价格、缩减定购数量和允许国外进口是国家各部门反辛迪加斗争的惯用方法。例如，1908-1910年交通部为国有铁路定购煤炭的数据显示，在国家定购的4.88亿普特的煤炭中仅有2.53亿普特订单分给了煤炭辛迪加；每普特煤炭的平均定购价格在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分别为8.62戈比、8.40戈比和7.77戈比[2](P70-71)；1910年5月，大臣会议担心煤炭价格持续提高而以更合理的价格从国外进口了400万普特煤炭，铁路公司也被允许从国外进口2500万普特的煤炭。[2](P74)上述反辛迪加措施给俄国工业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正如工商业杂志编辑И.格利维茨指出：“国家拒绝向冶金辛迪加分配铁路所需的轮箍导致铁路陷入轮箍不足的困境。”[2](P71)
    第二，扩大国有经济抑制私营垄断企业的发展。俄国工业垄断资本推行缩减生产提高价格的垄断政策导致冶金、燃料和其他工业品的市场供应陷入困境。此时反垄断组织者以消费者名义呼吁政府依靠发展国有经济满足垄断产品的市场需求。如，1913年贵族地主代表和15名交易委员会代表以石油消费者的名义提出国家垄断石油的思想。[2](P78)此时发展国有经济被视为反工业垄断联盟的有效武器。1912-1914年间，在反垄断组织者的积极作用下，俄国出现了一系列发展国有企业的方案。这些方案涉及煤炭、石油、冶金和机器制造等俄国各主要工业部门。如，交通部预计在顿巴斯建立国家煤矿基地，在阿普歇伦半岛建立国家油田；矿务局计划自己开采石油。海军部为保证军舰供应制定了自己开采石油的方案；铁道部获得8000万卢布的经费用于扩建车厢修配厂等。工商部也表示支持依靠发展国有企业缓解俄国市场的燃料危机。1913年3月22日，工商部大臣С.И.季马舍夫在国家杜马声明：“工商部和交通部对组织国家开采矿物燃料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6](P247)这些措施引起了以代表大会委员会为首的企业主们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沙皇政府发展国有企业的目的就是排挤私营企业，并试图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自己的控制范畴。为阻止上述提案的实施，企业主不断加强对国家机构的影响，并在各刊物上发表反对发展国有企业的言论。例如，代表大会委员会的领导通过媒体作用政府，并向大臣会议提出，国家垄断石油企业将给整个俄国工业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2](P88)国有工业企业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意义是双面的，既加强了沙皇专制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垄断组织的活动，又因为落后的国家官僚主义管理模式而阻碍了俄国工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