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在人们的居住条件方面得到充分的反映。据1990年代初的估计，在发展中国家，约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中，其中有些人是在非法侵占的土地上栖身的。(49)一般认为，亚洲城市的居住条件最差。1961年，菲律宾的马尼拉有32万人居住在私搭乱建的生活区，这一数字占全市人口的23%；在印尼的雅加达，这样的人口有75万，占全市人口的25%。1990年代初，菲律宾城市人口约有1/3的人居住在贫民窟。(50)1991年，印度的棚户区人口估计有4680万，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1%。印度大城市中棚户区人口比率更高，在23个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上城市中，住棚户区的人占这些城市总人口的27%。而在印度全国的棚户区人口中，这些城市的棚户区人口占了41.3%的份额。看来是城市越大，贫困人口越多。(51)在孟买、加尔各答、德里和马德拉斯，大约有1/4到1/3的人生活在最起码的生存标准都达不到的环境里。(52)
    拉丁美洲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不比亚洲好多少。拉美城市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非法占地建成的棚户区中生活。秘鲁利马的人口增长就与棚户区(barriadas)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利马的棚户区是位于城市边缘居住条件不达标的居民区，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1940年时，利马棚户区中生活的人口有10万；到1970年时，增加到了100万(53)。棚户区缺乏任何为生活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是居住环境恶劣的代名词。
    非正规经济部门扩张。
    在严重的失业和半失业的形势下，大量流入城市的人口只好在“非正规经济部门”谋生。
    所谓非正规部门是相对于正规部门而言的。正规部门是在人力和物力资本上需要很高投资的经济部门，这些投资既包括基础设施、工厂、办公楼、住房等“硬件”，也包括为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等“软件”方面的投入，比如有关生产和贸易的法律、经济活动的组织、公共部门的管理、市场营销等。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工会或政府部门的保护，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正规的经济部门以外的经济活动就是非正规部门了，它所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城市中的小商小贩、家政服务、街头娱乐、小作坊式的制造和修理、交通和安全服务、正规的银行系统之外的借贷、非法的土地买卖、非法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甚至在街头擦皮鞋、赌博、掏垃圾等活动，都被算在非正规部门内。对非正规部门下一个定义十分困难。(54)但是，非正规部门的特点则是十分明显的，表现为：个体企业和小规模的经济单位为主，劳动密集，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不需要通过正规的教育和培训渠道就能获得，从业容易，但从业者的工作不稳定，往往是临时性的工作，劳动条件差，工作过程缺乏规范和标准，收入不足或缺乏保障，等等。
    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根据不同的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规模约占城市经济的40%-70%(56)。到1990年代中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仍有高达40%的就业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总数达到2.3亿。如果把中国和拉美在小企业中工作的人计算在内，则在非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占更高的比率。(57)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和大量的人口在少数城市过于集中，而城市经济又不能很快地充分吸纳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导致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处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巨大城市给人一种人口规模过于膨胀的感觉。学者们便将这种现象称为“城市膨胀”(urban-inflation)、“假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更常见的说法是“过度的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劳动力吸收的城市化。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想方设法去克服它们。
    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采取了工业“非集中化”的策略。为了防止工业活动和人口在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大，避免工业集中化给国家和地区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自1950年代以来，工业的非集中化就成了很多拉美国家的一个发展策略。工业非集中化的政策的确使工业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在远离大都市区的工业非集中化政策并不能真正起到疏散工业的作用，只是在离大城市不远的地方建立新的工业中心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58)不过，对于后一种现象，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把它看成是工业非集中化的一种成功的形式，而最好是把它看成是工业集中化进一步加强的过程，是工业核心区从原来的首位城市向外围地区的扩张。(59)
    面对高度不平衡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尤其是城市人口在一些大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印度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制定了许多政策，力图改变上述局面。印度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方式，从“一五计划”(1951-1956年)到“八五计划”(1992-1997年)，印度政府对印度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从重视城市本身的规划到注意城乡协调发展；从以抑制大城市的过度发展为重点，到倾向于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从分散工业到建设新城等，凡是能使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思路和策略陆续出台。这些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以工业集中度来说，印度四大工业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古吉拉特邦和泰米尔纳特邦)的工业集中度有所降低，它们在全国的工业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61年的67%下降到1976年的55%(60)。但是，城市中的主要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城市化政策，还是城市政策，就政策的落实而言，充其量只能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61)。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印度的大城市仍在一如既往地膨胀。从1971年至1981年，加尔各答的人口增长了30%，也就是说，这10年间，这个本已问题重重的城市又给自己添上了一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同一时期的孟买，也新添人口220多万(62)。贫民窟和非法占地定居成为印度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在前文已有述及。新城建设总体上也没有改变大城市过度扩张、城市不平衡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