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所处的地位，客观上强化了它们所拥有的、但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城市格局。要改变这样一个局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在充分意识到城市问题的严重性并力图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其实是偏向于大城市的。
    再次，投资和经济活动过于集中，大城市获得了超常发展的机会，成为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拉力”。
    政府在投资方面一度有大城市偏向，通过工业政策和投资导向，政府曾经对大城市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投资和经济活动过于集中于大城市，使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吸引移民前来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形成人口迁徙的“拉力”，这是人口在大城市过于集中的直接原因之一。
    拉美国家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移民造成的。从1950年至1970年，流入城市的农民占拉美城市人口增长率的25%-50%。巴西的圣保罗有40%的人口来自农村。秘鲁首都利马的460万人口中有近200万是农村来的移民(68)。在1970年代，大圣保罗地区每年大约新增50万人，其中约有60%的人是移民(69)。在墨西哥，移民也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50年到1970年，大约有45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1970年，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中，有31.3%的居民为移民(70)。在哥伦比亚，1951年时，40岁以下的农村人口中，有1/3以上的人到1964年时已迁到了城市。移民对印度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一种估计认为，在1970年代，在印度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对量中，有半数归于移民；另一种意见认为，在1961年至1971年期间，印度城市人口增加的绝对量约为2900万，其中有2400万人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到80年代晚期，每年向城市迁徙的农村人口仍有300万左右(71)。如果从1901年到1961年，以每10年为一时间段来看大孟买市的人口增长情况，人们发现，移民是孟买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在1951年到1961年，移民的重要性虽然相对下降，但对孟买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65%左右(72)。德里的人口增长过程就是移民不断涌入的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里的人口一直在膨胀，1971年，它的人口约为400万；到1981年，增至600万。而从1981年到1991年的10年间，德里新增的人口就达300多万。1991年，德里的人口接近千万，其中，约有1/3的德里人出生地不在德里，而且以男性居多(73)。这说明，德里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的移民。
    其实，移民对城市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在城市自然增长的人口中，也包括移民的贡献，因为来自农村的青壮年移民在城市定居下来后，就开始生儿育女，从而成为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一部分。城市人口中移民的比率越高，他们对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在拉美，新增的城市人口主要是中青年，这些人到城市后依旧保持着农村高生育率的习惯，成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重要力量。有一份对秘鲁的利马大都市区的研究表明，年龄在15-49岁新成家的女子中，大约有64%的人是入迁的移民。因此，移民构成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重要基础。(74)
    最后，“三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成为农民被迫流入城市的“推力”。
    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是因为“三农”问题没有很好得到解决，重工轻农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政府虽然为发展农村经济做过细致的规划和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方面，印度政府似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追求工业化而忽视、甚至牺牲了农业的发展。这在尼赫鲁当政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农业成了为工业化作贡献、做牺牲的经济部门。在“二五计划”期间，政府对农业和水利的总投入从“一五”时期的34.6%，下降到17.5%(75)。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政策倾向，反映在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就是增加粮食供应，以保证日益增长的工业劳动队伍和不断增长着的人口的生活需要。与此同时，粮食的价格必须尽量压低。由于农业处在屈从于工业的地位，印度的农业就难以得到发展。在1960-1961年和1961-1962年，印度的粮食生产处在停滞状态。随后的两年里，粮食生产还出现了下降。到196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形势有所好转，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农业和农民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期，一些人认为，粮价不断提高会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于是，政府开始垄断粮食贸易，粮食只能卖给粮食市场上的唯一买家--印度粮食公司，粮食价格当然也是由政府说了算，农民自己是不能做主的。这样一来，印度在对待工业化与农业、农民的关系上再次显示出了对后者的压迫态度。以牺牲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工业发展，从长远看，不利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因为农业得不到持久、稳定的发展，就不可能长期为工业提供必要的粮食和剩余资金。而农村经济得不到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就会把农民推到进入城市的移民流中去。
    一些拉美国家也是采取了重视工业和城市发展而轻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结果造成农业生产衰退，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从1930年代至1980年代，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对工业化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大量的投资偏向于工业和城市地区，农业和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发展后劲不足。在1950年代，拉美地区的年均农业投资仅占政府预算的5%，到60年代，这一比重进一步下降。在巴西，1960年至1970年，对农业的投资仅占总投资的2.4%；1974年，对农业的投资仅占联邦预算的1.5%。在墨西哥，从1940年到1957年，政府用于农牧业发展的投资占政府投资总额的25%；但到1965年至1970年，这一比率下降为年均11.2%，其中，1970年仅为9%。政府用于农村发展的支出占联邦公共开支的比重，1980年时尚有8.1%；到1986年时，下降为3.5%。而委内瑞拉在1976年至1980年的国家计划中，农业在全部固定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不足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