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雍正之用能员并非事先不了解其中潜伏的危险。他深知“人心惟危”，用人至难，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是他深藏胸中的用人宝鉴，从不轻于示人。可 见他用能员的前提实际是“可用而不可信”，但与司马光不同，他并不怕能员足以为恶的才 ，而恰恰十分珍惜并借重其才以办有益之事。雍正谆谆密嘱他的股肱亲信鄂尔泰、田文镜说 ：“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 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雍正极其自信，说才干之员 尽可以放手使用，即“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也，何惧之有?既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 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14)雍正还处心积虑谋划出防范能员挟才作恶的办 法。这办法非常独特，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伺察大臣官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大学士、云贵总督鄂尔泰服膺雍正鉴衡用人的“宝训”，在回应皇上教诲的密折中自述用 人心得时说：“大小文员内，才守兼优者料难多得，须先取其才干，次论其操守”(15)。又 说：“忠厚老成而略无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 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 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有才有守者，实难多得，而有才无守之人 ，驾驭稍疏，即不用于正。惟能动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渐爱身名，然后可以 济事。”(16)这位被雍正誉为“督抚标榜”(17)的人物断言：“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 除，实缘贪官坏事，人皆怨恨，乐于改正；清官误事，人犹信重，难即更张也。”(18)总的 看来，在用人思想上，鄂尔泰不出雍正之范围，这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雍正以之鉴衡、使 用督、抚、布、按等所谓封疆大吏，而鄂尔泰则以之推广及于督抚之下属道、府、州、县而 已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满汉臣工的居官立身之道，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而日渐塑造成型 的。其流弊是，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雍正的用人之道与他的父亲康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后世论者却多以为康熙年间清官虽 不为时容，但往往受到康熙皇帝始终如一的扶植和保护。这样讲，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但 康熙鄙薄清官、重能轻贤的另一面，却很少被人提起，而这一面恰恰是康熙内心深处的真实 思想，对其后世子孙，乃至整个清代政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对当时所谓“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品评、鉴衡和使用，大概可以集中反映康熙的用人 思想。康熙五十一年(1712)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案是为当时震惊朝野的重大 事件。噶礼是满人，办事历练，但其操守即康熙也表示“不能信”(19)。不过，此次张伯行 参劾他贿卖举人得了白银五十万两却查无实据，前往审案的钦差大臣的判断对张伯行极其不 利，最后由康熙亲自裁断，以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结案，嗣后又将张伯行内调京中大 臣。此事甚为世人所称美，据说圣旨既下，“吴中士民欢声如雷，榜于门曰：‘天子圣明， 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结彩，齐赴龙亭叩首谢皇恩呼万岁者数万人”(20)。其实，康熙 对张伯行总的评价并不高，他屡屡对臣下说：“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 (21)，“(张)操守虽清，总因不能办事，衙门案 件堆积，连年不结，以致拖累多人，经时羁候，民皆怨之。纵不爱钱，于地方何益?”“ 张伯行向曾奏称，臣无以图报，惟期风移俗 易，家给人足。乃抚吴数载，风俗未见移易，近闻苏州百姓生意渐至消耗，米价初只七钱， 今长至一两六七钱，民食维艰，所云家给人足者何在?巡抚乃封疆大吏，当诚心为朝廷效力 ，俾地方有益，不当无其实而出大言，以欺世盗名。”(22)康熙在论及为当世所重的清官如 巡抚汤斌等时还说过：“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 已。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 入口，安所用之?”(23)他还泛论过清官的毛病：“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24)。总之 ，康熙对张伯行、汤斌、赵申乔、张鹏翮、施世纶、彭鹏等为世所公认的清官，是充分肯定 其操守清廉的一面，但在康熙心目中，他们不是理想的大臣，特别不是管理一省或几省军政 事务的理想的督抚大吏，因为此类人因循保守，短于理事，贻害地方，又难免拘泥偏执、猜 忌刻薄、虚伪好名，遇事往往言行相违。对于康熙来说，选用封疆大吏自然注重有才有守， 但当才能与操守不可兼得时，他宁可舍弃不能办事的清官，而用操守平常的能吏，因为他认 定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25)。
    不过，康熙比雍正更精于治术，他极少在公开场合贬斥清官，上述鄙薄清官的话都是在御 门听政时与大学士商讨国家机密事务这一极小范围内讲的，而公开颁布的谕旨则多表白自己 如何爱惜保护清官，如“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自幼学问蜒究性理等书，如此等清官， 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26)可见，康熙虽 不满因循废事的清官，但他对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清官”的价值深有所悟，也确实期望 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此类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此外，康熙不过慨叹“朕屡为 借口操守者欺”(27)，到雍正这里竟发展为“舆论全不可信”(28)。就此而论，他似乎比康 熙思想更偏颇一些，走得也更远一些。
    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之道在他晚年已开始出现某些令人忧虑的迹象，雍乾之际 著名史家全祖望即称其时“直省督抚中有为武健严酷之政以为能者”(29)。乾隆御极之初， 在检讨反思康、雍以来，特别是雍正朝以来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的氛围中，御史曹一士对当时 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以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贤与能在人们思想中 被搞乱了，因此，首先必须从概念上加以厘清：“何谓贤?务持大体、与民休息者，是也； 何谓能?趋事赴功、综核名实者，是也。”关于人才的划分，理应是“贤能兼者，上也；贤 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但严峻的事实却是，督抚并不能鉴 别真正的能和贤。他们举荐保题的守令，无非曰“年力富强”、“为人明白”、“办事勤慎 ”，其政绩则曰“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等等，诸凡皆以能为着眼点； 但没过多久，这些能吏“或以赃污亏空闻，或以草菅民命劾”。用人路线既出现偏差，就不 免把真正的贤吏视为无能，曹一士说：“若夫吏之贤者则不然，恻怛爱人而已，悃愊无华 而已，方于事上不为诡随而已，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而已，此数者，皆督抚所视为无能者也， 然而贤者则必出于其中。”不难看出，尽管与先儒的语汇不尽相同，但曹一士所表述的思想 与司马光所阐发的传统用人之道则是丝丝入扣、节节合拍的。还须指出，在曹一士那传诵一 时的《请分别贤能疏》的奏折中，最令士大夫击节称赏的一句话是“贪吏、酷吏者，无一不 出于能吏之中--彼诚有才焉以济其恶耳!”(30)这么讲，显然也有偏激味道，但重温《资 治通鉴》，人们再次感悟到六百多年前司马君实“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 而翼者也，其危害岂不多哉”那段警语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