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清官和道学的苛责，既有思想方法绝对化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成见。 他们都恶臣工结党，而尤恶沽名。为什么沽名比结党还可怕呢?江宁巡抚汤斌在苏州所出告 示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大学士明珠告发他“谤讪”君上，康熙也责备说“彼 为巡抚，果爱民心切，岂难据实上奏，何乃出‘救民无术’之语?”(59)一个省级官员讲 几句“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类的话，究竟触犯了什么大忌讳?在今天很难理解。但在专 制时 代，如此一说，就隐含世道暗无天日、百姓水深火热之意，喜欢听好话的皇帝心里岂能舒服 ?况且，一切爱民救民之举都应恩出君上，你汤斌有什么资格讲“救民”?清官一个大优点也 是一个容易触犯逆鳞的大毛病是总按捺不住要“为民请命”，这在政治上是和君主专制水火 不容的。云南巡抚杨名时也是个不识时务的讲道学的清官，在下面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 好事，老百姓说他好，他却忘记推功于皇上，结果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 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 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 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60)人主之所以深恶痛疾清官的“为民请命”，恐 怕再没有比雍正表述得如此穷形尽相了。认识上的偏见加上政治上的成见交织在一起，无疑 更加大了舆论导向的偏差。
    一代官吏的趋止，一代官场的风气，说到底，与最高统治者的导向有很大关系。乾隆中期 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松弛的原因固然很多，而追本溯源，自康熙开始的持续百年之久的误导 ，自应负一定的责任。在总结造成当年吏治迅速腐败的历史教训时，曹一士所言“人主好尚 一乖，臣下取舍顿异，故转移之机，不可不慎”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贤与能，德与才，义与利，属于价值认知与价值评价体系的重要范畴。前者更倾向于追求 社会公正的实现，而社会正义应视为人类永恒的价值体系的基础，如果得不到正义和公正， 就有可能动摇整个制度体系的基础，破坏社会的稳定--儒家历来强调贤，强调德，强调义 ，其合理性正在与此；其流弊在于因循保守，可能阻滞社会的发展。后者因应时代变革、社 会发展的需要，更倾向于追求效率的实现，而效率恰是发展的杠杆，在变革时代，只有发展 才能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社会稳定--包括康雍乾三帝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改革家强调才，强调 能，不讳言利，其合理性正在于此；而其流弊则可能导致人们精神道德的迷失，最终又会给 改革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戕害。历史事实表明，古人在德与才、贤与能的认识上都有些非此 即彼的绝对化倾向，留下了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在德与才、贤与能价值选择时，应该 尽量避免一元化、绝对化，力求实现多重价值目标对立统一，以建立体现“效率与公正，以 效率优先”的兼有包容性的多元化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评价体系。这是改革时代本来存在的价 值取向多元性决定的，也是社会内部固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许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有时很 难找到，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放弃这种努力。
    ①《孟子·公孙丑》。
    ②《论语·里仁》。
    ③《墨子·尚贤》。
    ④俱见《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⑤《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⑥《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
    ⑦《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八，雍正五年六月壬寅。
    ⑧《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51页。
    ⑨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条；《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八册，第51页。
    ⑩《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51页。
    (11)雍正在阿克敦密折上曾有如下批谕：“舆论全不可信，勿得做好好先生”(《雍正朝汉 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796页)。
    (12)以上俱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