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初年，纪纲不振，主少国疑，张居正不避猜嫌，以国家社稷为己任，专政十年， 用铁腕手段矫除积弊，贯注心力于国富兵强，明朝几呈中兴之势。和王安石一样，在用人之 道上，张居正也属“唯才是举”一派，他说：“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45)他深感 除旧布新的艰难和人才的重要，遂断言：“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后有非常之功。”(46)因此，他的改革构想和方案，多与负地方重任者通过书信直接沟 通，而其中多有青史留名的当世文武人才，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镇守蓟门的戚继光、在清 口 一带治河治运的潘季驯，等等。张居正似乎感觉到了，在治国方针和取人之术确定之后，以 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其成败将最终决定于在地方能否得到切实的贯彻，而具有方面重任 的大员也最能提供为朝廷决策所依据的来自底层的各种信息。
    较之宋代和明代，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国从总体上看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农业社会 的基本架构，但这近二百年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反映在国内，则人口 成 倍增长，白银大量内流，米价持续上涨，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都从更深层次动摇和瓦解着 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海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开始改变传统农业 、手工业、商业的产业结构和固有的阶级关系，并导致东部与西部、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发 展不平衡的加剧；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财政、金融制度面临着历史上空前严峻的挑战。总 而言之，当时清朝皇帝所遇到的改革压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幸 运的是，相继在位长达一百三十几年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顺应时代潮流，确实对旧体制进行 了诸多改革。今天，雍正的改革已为人们所公认，其实这段有声有色的改革溯源于康熙，贯 注于乾隆，不过是整个改革进程的一个高潮而已，其硕果就是造就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也 是最 辉煌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康雍乾三位皇帝也终于摆脱了中国历史上凡倡导改革者难逃 噩运的宿命，而以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这恐怕要归因于客观上时代有比较强烈的改革需要 ，他们又顺应时代的变动，对于传统的治国方针和用人之道适时地进行了调整。
    如果说时代变动，那么，康雍乾时代一个最重大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大约 在乾隆初年，人口已达到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即明万历年间的1.5亿，到乾隆末不过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又翻了一番，突破3亿，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当时的 有识之士如洪亮吉就有“盛世之忧”(47)的慨叹。所以说康雍乾时代从一个角度看无疑是个 盛世，换一个角度看又是一个亘古未遇、让人不胜忧虑的多事之秋。雍正似乎敏锐地感觉 到了时代脉搏的异动，他诚恳地向臣下表示：“士习吏治自唐宋以来不可问矣!朕竭力欲挽 此数千百年之颓风，尔等亦当竭力匡勷勉之。”(48)“此风若不悛改，必致封疆大吏， 皆 以实心任事、整饬地方为嫌，相率而为苟且之计，吏治何所倚赖乎?”(49)以追求社会安定 为终极目标的传统治国方针以及与之相应的用人之道，在雍正看来已经流弊丛集，统治者要 想驾稳时代的航船，进而成就一番非常的伟业，就应了张居正“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那句话。康雍乾三位皇帝认准了这一点，在用人 之道上，坚决摒弃自恃廉洁而不干实事的巧宦，大胆启用“非常之人”，也就是确有才干见 识、勇于开拓进取的能吏，将他们置于推行新政最关键的部位，特别注重选用主持一省或几 省军政事务的督抚藩臬等地方要员。大概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康熙说不能办事的清官“反 不如不清之官”时的忿激情绪，才能理解雍正对“求其过则不得，论其心则实伪”乡愿式的 清官何以如此深恶痛绝；才能理解乾隆所说的“朕所简任的督抚大臣以及藩臬两司、道、府 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50)蕴含的深意。
    当然，康雍乾三位皇帝都不具备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意识，他们无非觉得眼下人口繁滋， 米价上涨，社会骚动，治国用人的老办法有的显然已经失灵了，为了大清帝国长治久安，不 得不对传统方针政策做出某些调整。闽广地区开放海禁和解除矿禁，也许最能检验康雍乾三 位皇帝用人之道的新思路，以及他们都曾经历过的程度不同的犹豫和动摇。当时中国人口压 力最大的是东南沿海闽广地区，那里山多田少，过剩人口或漂流海外，或就食江西湖广川陕 ，显然这都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只有利用濒临大海、地多矿藏的有利条件发展海外贸易和 工矿业，才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前景光明之路。康熙晚年，从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考虑下令 禁止东南沿海商民前往南洋贸易，迨雍正中，旗员闽浙总督高其倬以闽省“福、兴、漳、泉 、 汀五府，生齿日繁，多无田可耕，流为盗贼，势所不免”为由(51)，奏请开放洋禁，以广其 谋生之路。雍正准高其倬所请，重新开放对南洋贸易，从而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 制造业的发展，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再来看广东的矿禁 。自康熙、雍正以来，广东矿禁时弛时禁，朝廷政策摇摆不定，乾隆初争议再起，广东提督 张天骏以开矿每致聚众滋事，“为海疆安靖之计”，力主继续禁止开矿。两广总督旗员鄂弥 达具折批驳，略言现在粤东召商开采铜矿，铜斤充裕，制钱流布，方便百姓，有利国用， 无过于此。况且粤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如果就近召募开矿冶炼，滨海无数失去土地 的流民都可以借此找到生计，可见开采粤东铜矿不仅有裨鼓铸，而且利益民生。提臣张天骏 奏请禁矿，不过是借“安靖海疆”之名，达到推卸责任、保全自己官位的目的。鄂弥达还 针锋相对地指出：“海疆固宜安靖，然所谓安靖者，必地方整理，人民乐业，始可云安靖， 非图便偷安，阘茸废弛，侥幸无事，竟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也。”乾隆支持鄂弥 达，特降旨说：“这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 ，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于是命将张天骏交部议处。(52)鄂弥达这个满洲大 吏很聪敏，他实际上阐明了所谓“稳定”，其实有因循保守的消极稳定和在发展的基础上实 现更高层次上的积极稳定两种不同的涵义。这样一讲，就把稳定和发展这一对本来不好调和 的矛盾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 重大调 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世界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推动传统社会 迈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艰难的第一步，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 的解除海禁和矿禁的强烈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 的工业文明的第一抹熹微的曙光。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对闽广地区解除海禁和矿禁的 决策的 话，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所任用的能员高其倬、鄂弥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话，我们 不能不高度评价康雍乾三位皇帝治国之术和用人之道中蕴含的先进的思想精华和推动中国历 史前进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