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本来是调整雍正晚期开始显现的用人偏差的契机，但纵观乾隆六十年的用人实 践，他丝毫没有改变其父祖既定的用人之道。
    乾隆朝督抚大吏，特别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总督，大多遴选旗员中的能吏。史称历任湖 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 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31)，连乾隆也公开称誉“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 最为出色”(32)。即巡抚中的旗员能吏，可举“治事明决，御属吏有法度”的福崧为例(33) ；就是山东巡抚国泰，不仅下属称其“才识过人，甚能办事”，乾隆也说他“小有才情”(3 4)。再说和珅吧，今天人们多把这位贪污之巨古今罕有其匹的乾隆宠臣漫画化了，其实， 他至少当得起是一位精明的理财专家，能纯熟处理皇室事务，还懂一点“外夷”的事体，乾 隆末首次来华的英国使臣就称赞他“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35)。总的看来，乾隆不仅 强化了康、雍时代以来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而且他从不褒奖清官廉吏，反而专以芟 夷 士大夫的气节为能，且巧于借反“假道学”惩创、攻击、嘲弄以道学自励者。因此，乾隆朝 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指不胜屈。
    乾隆的倚重能员，鄙薄清官，是基于他对于贤与能的不同世俗的独到见解。乾隆中有个叫 刘天成的御史不满意朝廷轻贤重能的用人之道，遂奏称“贤、能本属两科，能吏足以理国事 ，而贤吏乃以培国脉”。这样发挥，绝对符合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 的古训，乾隆则以为此语谬妄到了极点，特降旨申饬说：
    “贤与能理本一致，岂容歧而为二?设官所以养民，即钱谷刑名，何一不关斯民要务?能者 擘画裕如，闾阎阴受其福，非贤而何?”“若如刘天成所言，则是碌碌无能之徒，居官一无 所表见，转得自诩为悃愊无华，不知其于地方公务废弛已复不少，如是而号为贤员，民生 其又奚赖?”“朕所简任督抚大臣以及两司道府，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果皆能于其 职 ，则大法小廉，吏治自有成效，此即贤也。”“刘天成之意，不过为庸懦者流文其陋劣 ，而强判贤、能为二，支离害理且误袭前人抚字心劳之说，掉弄笔头，以逞其猥鄙之见。” (36)
    从理论上讲，乾隆这段话说得何其好啊!贤、品德、操守之类，对主持地方政务的大小官 员而言，不光是主观修养、道德表率问题，说到底，还要看其政绩如何，而检验政绩的最高 标准应该是，也只能是，经济是否发展，地方是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比以前有所改善 。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康熙在评价地方督抚等大臣官员时走出了传统的“清”与“贪” 的对立，而引出并强调了另一个价值认知的标准--“能”，但又赋予了“能”与“清”难 以相容的意味。这在康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到了雍正那里，则淋漓尽致地发挥“能”重于 “ 清”、因循洁己之清官贻害地方更甚的理论，从而使本来可以兼容的人才标准--“能”与 “清”--隐然对立起来。乾隆虽然将能与贤做了理论上的融通，而实际仍秉承了其父祖 重能轻贤、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这样，在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康乾盛世就出现了引人瞩 目的与传统用人之道大异其趣的政治现象。
    那么，这一特殊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贤与德，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望，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追求，其最高境界是 实现社会稳定；能与才，则是时代对效率的呼唤，它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注重从实行的层 面推动社会的发展。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用人之道倾向于前者，而以雍正为代表的康乾 盛世的用人之道则倾向于后者。二者之间的分歧，既有满汉文化差异的影响，也有满、汉大 臣官员争取权力资源最大占有的背景(37)，但从根本上讲，是由追求效率、发展，还是追求 公正、稳定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是由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38)，曹操这十个字的概括恐怕是古今不易的真理。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之道在中国古代并非仅见于盛清时代。曹 操的“唯才是举”(39)和唐太宗的“惟才是与”(40)，是和汉末至唐初世家大族把持用人大 权的特殊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他们从政治需要着眼，急于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这样埋没人才的局面。两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世界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传 统社会经济内部开始酝酿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动，用人就不单是平治天下重大问题，而且是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用人是首重才能，还是重德轻才，这两种对立的 用人路线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日趋激烈起来。
    北宋神宗朝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和王安石其人历来颇受持正统观念者所訾议，直到清代才渐 渐地有了转变。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堪称中国古代第一次具有社会经济革新意义的维新变法， 其推行新法，始终认定人才为根本，《上仁宗皇帝书》论变法纲领洋洋万言，无非“陶冶人 才”四字而已。(41)王安石以为，变法最大的障碍是秉持国政的大臣非“安习故常而无所知 ”的“庸人”，即“恶直丑正而有所忌”的“奸人”。(42)他乞请朝廷罢黜那些“年老、患 病、赃污、不材之人”，其中尤以“不材之人为害胜于脏污者”(43)。这话正面来说，自然 是宁可用操守有玷的才智之士，也不用因循废弛的庸人。实际上，为了推行改革事业，他打 破科举取士和升迁旧规，破格提拔了一些锐意革新、年轻干练，但日后也确实暴露出某些品 德品质问题的人才，以致旧党诋毁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