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个十分值得珍贵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牧民者应时时怀有一颗重民天而厚民生 的 诚敬之心。由此出发，宋儒司马光发挥了仁义治国、不兴革、忌扰民、用人重德不重才的稳 定第一、因循保守色彩浓厚的一面，而王安石、张居正以至康雍乾三位皇帝则强调了以改革 求发展、以发展改善民生、用人重能而轻贤的务实高效的另一面。前者适应发展比较缓慢的 农业社会时代，且拉起孔孟之道为大旗，所以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后者应社会变动之运而生 ，乘时代进步之势而发展，在理论上也不难从三代圣帝明王那里找到依据，自然给人一种生 气勃勃、耳目一新之感。但毕竟古代的中国始终未脱农业社会基本框架，传统因循的势力又 郁积深厚，阵容严整，所以，诚如乾隆皇帝所言，后者最终不过是“权宜办理”(53)之计。 但千万可别小看了这因时制宜的权变之计，中国在18世纪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康乾盛世，原因 是多方面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有时采 取了对儒家教条另类解释的方式)因循保守的传统儒家理念的大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 了治国之术和用人之道，实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康雍乾三帝从满族务实的文化传统出发，奋力振刷传统居官立身之道的流弊，大胆起用为 主 效忠且有干才识见之能吏，因而政治上富有朝气，建树颇多。但物极必反，其重能轻贤、 重才轻守倾向慢慢走向极端，就难免滋生新的流弊。
    平心而论，御史曹一士所针贬的时弊“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实在是雍 正 、乾隆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如果深究起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 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舆论导向出了某种偏差，这种偏差从康熙皇帝之鄙薄清 官时 已初见端倪，到了雍正、乾隆手里，则为害一发而不可收拾。曹一士在批评重能轻贤的流弊 时曾说：“人主好尚一乖，臣下取舍顿异，故转移之机，不可不慎。”(54)这个方正的御史 所讲的话未必都对，未必没有偏颇之处，但这一点他毕竟抓住了要害。
    作为清官的个人，绝少十全十美的完人，他可能有种种毛病，诸如短于理事，因循保守、 拘泥偏执、猜忌刻薄、虚伪好名、言行相违等等，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某一个号称清官者的批 评，就“这个”清官来说可能并不错，但这种批评多了，且出自皇上之口，问题就严重起来 ，似乎只要是操守廉洁的清官就难免此类通病，这样一来，作为整体的清官，或者说被抽象 化了的清官的身上就被泼上了污水。更加严重的是，清官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值得重视的 现象，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底里，早就矗立起了操守廉洁、秉公执正、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 完美形象，在清官身上寄托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期望，特别是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向往；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出仕做一个清官也是他们终生追求的理想，“修齐治平”首举“ 修身”，宋明以来，士人笃守程、朱者，注重讲学，析理精微，而学本陆、王者，则以慎独 为宗，治身务自刻厉，二者虽有门户之别，而为官皆重志操洁清，多能无负其所学，在他们 身上总有一股正气，这就是弥足珍贵的儒家理想主义的精神，而不学无术的所谓能员既少学 问根底，监控稍疏，即难免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和他们是不可同提并论的。公平地讲，康 熙皇帝对此并非无所鉴察，但出于对效率、发展的偏求和下面就要提到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所以讲了一些如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 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之类有意无意厌薄 贬损清官的话，从这里已埋下了日后思想上是非标准趋于混乱的根子。
    再来看康雍乾三位皇帝对假道学的批判。道学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讲道学上者注 重 身体力行，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即不够纯粹，也多能为循良之吏。但儒家 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因此讲学者又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 所诟病。康熙时的理学名臣熊赐履的“嚼签子”、李光地的“负友”和“夺情”最是显例。 康 熙之尊道学有政治上的考虑，故对熊、李之辈都能优而容之，但心底里自有看法，他曾和大 学士们私下讲：“讲道学之人，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若不用 此辈，又以不用士人为怨，朕何必令人怨耶?即如汤斌、耿介与赵申乔辈，朕皆用至大臣。 ”(55)到雍正、乾隆那里可没有这么客气这么讲究治术了。他们对道学似乎有一种仇恨心理 ，对付讲学者惯用的伎俩是专揭他的秃疮痂疤。云南巡抚杨名时以道学自励，号为士人领袖 ，雍正骂他：“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56)蓄意制造了一起迫害 杨名时的冤狱，审讯时刑官按雍正授意问他：“你说历任多年一个钱不要，为什么收下属金 杯缎匹?”又问他：“看你所行的事与你所说的话都不相符，看你举动都是你装出来的假样 子，这样看来，你任内不肖的事体自然还有，你一一据实供来!”(57)乾隆比雍正还霸道， 理学家尹会一之子、大理寺卿尹嘉铨的假道学在被尽情地嘲弄一番之后，竟“从宽”被处以 绞刑。乾隆时期，不管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统统被世人鄙而讥之，纪晓岚就看准了政治风 向，专门去揪假道学的小辫子，连晴雯也揶揄说：“袭人吗?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 壁呢。”(58)可见道学之不容于当时官场与社会。在泼出假道学脏水时把盆里道学这不错的 婴儿也泼出去了，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堕落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