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郑氏集团和东南海商发展的内外阻力
    (一)西方政府与海上集团
    西方世界的海上营生如海上贸易、海上走私、海盗劫掠有着悠久传统。“荷马史诗”的《奥德赛》篇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就是海盗式的人物，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公元十世纪的斯堪底那维亚半岛上海盗社会的家与国已经合二为一，海盗型国家的“维金人”屡屡南下，深入欧洲腹地，烧杀抢劫(15)。近代最先到达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持有葡政府颁发的“批文”，批文的经营范围是堂而皇之的“探险”，实际上经常干的是海上劫掠、杀人越货。葡萄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营海盗公司”。后来居上的西班牙、荷兰殖民者也继承了葡萄牙人的衣钵，先后横行海上。
    西方海盗往往能够得到本国政府的长期支持，如英国著名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是典型的例子。其特点是国家利益和海盗利益长期绑在一起。伊丽莎白女王利用和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机会，投入金钱和“斯沃勒号”船，加入德雷克的海上劫掠。1580年9月，当德雷克带“鹈鹕号”满载而归后回到朴茨茅斯港，向女王赠送了20吨的金银财宝。次年，伊丽莎白女王授予德雷克爵士勋位(16)。
    英国官方除了与海盗合作经商外，为解决财政开支困难，还发展出一种叫做“私掠者”制度，实际上就是给海盗发执照，使海盗行为合法化。这就大大地刺激了海上商业和劫掠事业。据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估计：“德雷克的三次大规模掠夺性远征奠定了英国海外投资的基础。”(17)私掠船制度后来在南北战争中被美国人充分利用，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对英国商船大肆抢劫。历史表明，近代以来凡是政府支持海上商业殖民行为的国家都能迅速在现代化转型中脱颖而出，先后成为世界主宰。
    (二)中国政府与海上集团
    反观中国明清时期，王直、郑芝龙等，不仅得不到政府支持，往往成为政府剿灭的对象。海上集团对大陆官府的对抗表面上是政治军事挑战，实质是根植于农耕生活方式、农耕生活秩序、儒家传统价值观与海上商业贸易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商业社会价值观之间的严重冲突，两者构成不可调和、相互否定的关系。必须一方向另一方妥协。海盗被招抚，或摇身一变而为官府的水师，巡缉海防，剿灭其他海盗；或金盆洗手从事其他农业社会的营生。这就意味着从事海盗生涯的人们重新回归农耕生活，也就放弃了海上贸易的生活方式。
    尽管中原王朝偶然也容许海上贸易势力的存在，往往是社会动荡、无力顾及所致，甚至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的乱世里，隆武帝朱聿键还借助郑芝龙海上势力来维持自己的小王朝。一旦逐鹿中原的尘埃落定，强大的中原王朝便对海上贸易实行限制、打压甚至实行禁海政策。表明农业社会的属性决定了国家政府与海上势力不可能从根本上利益一致，而是绝对的冲突状态。
    大陆中原地区的改朝换代既给了郑氏集团一统海上、拓展中国海上商业军事力量的机遇，同时也牵扯了这个集团在海洋世界的进一步作为。从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看，西方海盗得到官方的支持、并带动自己国家走向海洋，而中国海盗不但得不到官方支持，反成了官方剿灭的对象，不仅没有带动国家走向海洋贸易启动现代化开端，而是导致中国官方固化闭关自守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东南海上势力在世界近代殖民地运动中，无意中扮演了中国“先锋”角色，但在本国政府和西方势力的“两面夹击”下，中国人的“近代殖民运动”成了漂离母体的“孤鬼游魂”，在近代东西海洋势力的交锋中彻底失败。从政治层面而论，满清王朝为巩固大陆既得的统治利益，与外部势力联手封死了17世纪中国走向世界近代化之路。由此而论，令人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18)看来这个论断对明末清初的情况也是适用的。
    由于内部统一战争的牵扯，我们失去了占领菲律宾开疆拓土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说第一次林凤殖民菲律宾的失败是力量过于单薄，那么对于郑氏集团来说，占据菲律宾至少有三次机会。
    1661年，郑成功占领台湾不久，闻知西班牙殖民者虐待菲律宾华人，遂生征伐之意。“初，罗马神甫李科罗布教厦门，成功延为幕客，军国大事时谘问焉。克台之翌年，召之来。春三月。命赴吕宋，劝入贡，而阴檄华侨起事，将以舟师援也。既至，吕宋总督礼之。华人闻者，勃勃欲动，盖久遭西人残暴，思歼灭之，以报夙怨。事泄，西班牙人戒严。五月初六日，以骑兵一百，步兵八千，分驻马尼拉。凡华人商工之地，皆毁城破寨，虑被踞，而华人已起矣。鏖战数日，终不敌，死者数万。多乘小舟入台，半溺死，成功抚之。而吕宋俶扰，又虑郑师之伐也，遣使随李科罗入台。诸将议讨之，未成而成功病革矣。”(19)父亲郑芝龙在京城被杀和儿子郑经与乳母陈氏私通激起内部事变，两件事情刺激下，郑成功抑郁愤忧而死。郑氏集团势在必行的第一次进取菲律宾的计划也随之泡汤。
    1672年，郑氏内部又开始议论攻取菲律宾之事，“二十六年春正月，统领颜望忠、杨祥清伐吕宋，以为外府。侍卫冯锡范以为不可，曰：‘吕宋既已入贡，修好往来，今若伐之，有三失焉：师出无名，远人携贰，一也；残扰地方，得之无用，二也；戍兵策应，鞭长莫及，三也。且自频年以来，岁幸丰稔，民乐其业，岂可复兴无益之兵。’议遂止。”(20)此番议论进取菲律宾，终因重臣冯锡范反对而止，同时也暴露了郑成功去世后郑氏集团锐气渐丧、缺乏远虑、贪图安逸、不愿进取。
    最后一次机会是1883年6月。当施琅取得澎湖海战胜利之际，郑氏集团亦在归顺和放弃台湾攻取菲律宾之间犹豫不决。曾有诸将建议夺取菲律宾，在海外重建基业，以避清军锋芒。“建威中镇黄良骥曰：‘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势危，不如将大小战船暨洋船，配载眷口士兵，从此山边直下，取吕宋为基业。’提督中镇洪邦柱挺身向前曰：‘建威中镇所言取吕宋者，诚当！柱与良骥愿领为先锋’。塽犹豫未决。锡范曰：‘以全师取吕宋亦易事耳；但不知人民土地如何？’中书舍人郑得潇曰：‘议取吕宋以避锋锐，此策甚妙！有地图在此。’并陈可取事宜……”(21)但刘国轩认为取菲律宾在澎湖之战前可行，澎湖之败已使军心动摇，恐在远征途中发生兵变劫财，遂决定放弃攻取菲律宾之念，转而降清(22)。可以说1883年6月，郑氏集团面临的不仅是自身命运的选择，也是世界历史的交叉点上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
    历史的诡异在于：正是在台湾郑氏集团濒于灭亡之际，历史对我民族突然敞开了向海外殖民拓张的最后一次良机，而一个由澎湖战败引起的谣言，导致了郑氏集团放弃了对菲律宾的远征，转而向清廷投降，台湾回归了祖国，满足了我民族千百年来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但也使得中国最大的、也是最有可能改变历史方向的海上势力回归古老的农耕社会，远离新世界诞生时脱胎换骨且激奋人心的海上竞争，中国人殖民扩张的大门从此关上，与新世纪的航船失之交臂。
    中国海商--军事集团在参与世界近代贸易、殖民竞争中，除外部竞争对手获得政府强有力支持外，还有一个技术上劣势，舰船设施和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落后。1570年(十八年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舰队在阿马达展开决战，西班牙舰队战败，英国夺得海上霸权)，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爆发首次海战，两条中国商船上的60人被俘，20人被杀，林凤1574年远征菲律宾攻打马尼拉时，以700人发起第二次攻击，冲入城内战斗整整一天，伤亡200人，西班牙方面仅死了一个警察、一个老头。西班牙驻菲律宾第三任总督法兰西斯科·顺德(Francisco de Sande)1576年6月7日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的奏书中，则特别介绍了林凤的装备，以及中国人制造的粗陋火器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导致林凤战败的根本原因(23)。
    1633年，郑芝龙与荷兰人在料罗湾决战中，战船吨位和火力均不如对手，只是依靠灵活的战术以数量众多满载燃烧物的小船抵近火攻取胜。“造成船只驾驶，比中国船加倍坚牢，且火器甚精。……龙(郑芝龙)即整师出敌，往来攻打。芝豹即带小船依计而行。果夹板船高炮远，小船撑快如飞，到即钉住发火，悉跳下水，或浮，或沉走回。芝彪又令快哨捞救，连烧夹板船五只，余败遁去。”(24)此战虽然获胜，却也暴露了武器装备制造上，中国已经落伍。
    中国东南海上集团本来具有科技、制造业、武器装备上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得不到官方支持甚至要从根本上加以剿灭，于是陡然增加了外部竞争势力的砝码，最后势单力孤的中国海上势力退出17世纪世界竞争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