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艾尔曼是中国学术界很熟悉的美国学者，也是我的多年朋友。他是宾州大学的博士，过去曾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做讲座教授。他的论著很多，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三种，一种是下面要重点讨论的《从理学到朴学》，一种是《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还有一种是还没有译成中文的《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我看艾尔曼的著作，感受很深的有三点。
    第一，他相当注意从经学内部的分歧中，看到思想史的变化、差异和冲突。
    我们知道，无论是“儒学”、“经学”还是“经典”，都不是铁板一块，中国过去的思想与学术中间，有很多复杂和多元的成分，经典诠释和思想阐发，也常常不同，由于儒家、经学和经典，是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合法性合理性知识和思想的来源，因此，任何一些方法和技术上的变化，都有可能会成为政治变化和思想变化的大契机。这一点和我所说的“知识史和思想史”之间的互动一样，就是说，知识的、学术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会成为资源、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刺激下影响思想史甚至是政治史的。大家都知道，艾尔曼的研究，是有一点儿“破”现代的，由于儒家也好、经学也好，经典也好，都可以引申出不同资源，有不同意义的诠释方向，比如复仇问题⑧、比如博物与求理⑨、比如尚文和尚武等等，所以，你就要注意它的制度化、政治化和世俗化。
    艾尔曼很注意这一点，尤其是儒家、经学、经典本来就是两千多年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意识形态，所以它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变化，都会影响社会和政治，儒家内部(今文古文)、经学解释路线(考据还是义理)和经典的偏重(重《春秋》还是重《礼》或是《四书》)，一方面，这些看上去是经典解释权和解释方法之争，其实就是争夺道德和政治、社会和风俗的指导权。另一方面反过来说，如果社会和政治发生变局，也会影响到经典解释的方法和方向。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察角度，艾尔曼就是抓住这个清代政治的“变局”，以此来讨论经学内部的“变化”，政治和经学，变局和变化，是他的关注处。所以，他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里面，首先讨论的是，(1)考据学把“经”变成“史”(不要以为章学诚“六经皆史”和考据一派没有关系，这是同一个大方向)，他叙述了清代考据学以后，认为清代是“从理学到朴学”(英文原文是从哲学到文献学)，他说“考据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这就是“关键性的观念转变”(页21-23)，这就是“文艺复兴”和“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页4)；(2)在《经学、政治和宗族》里面，又强调经学内部的变化会成为大事件因缘，他说，“(今文经学)代表着一个充满政治、社会、经济动乱的时代的新信仰，它倡导经世致用和必要的改革”(页225)，“求助于古典的重构来为现代授权，为将来立法”(页225)。
    第二，他相当注意科学知识、科举制度和文化人的身份角色，在思想史上的意味。
    他在很多论文和著作中都指出，(1)考试内容的变化，会引导和暗示儒生文士的学术取向的转变，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明代嘉靖四年(1525)的江西乡试、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乡试的考试内容变化，既反映了主考官出题人的关注点的变化，又会引导和暗示考生的兴趣变化，大家都知道，考试尤其是和出身、前途有关的考试，是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守护神和指挥棒，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所以他曾经特意提到阮元在学海堂1820年的考试(页45)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的影响。今年是科举废除100年，大陆还有很多人要重新评价科举呢，但我想这可能是对激进的反思，并不真的是好好检讨了科举的历史和问题。(2)他特别关注了学者的职业化问题，他曾经提到幕府宾客(尚小明的研究即与此有关)、商人赞助(比如扬州盐商，富裕家庭的延请塾师，富有的藏书家聘请校勘者)、官员的资助(比如徐乾学、朱筠兄弟、一直到张之洞；阮元对王引之说，其父亲书之刻印，如果在粤，十日即成，即是一例)、书院私塾等等。我看清代资料，知道清代重商，官员也经商，连大学士都做生意，比起明代观念上要松得多，这些清代的因素，松动了学术和政治的连带关系，也逐渐可以有分化的可能；(3)成功的学术范例的影响和传播，比如顾炎武、阎若璩等等，就成为可以学习、模仿和复查的成就，通过书信、抄写和刻印，成了典范。这也使学术有了进步、科学和真理的意义，不再是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所提倡的只能“心证”的那些真理。
    科举确实很重要，尤其是和思想文化史的关系尤为重要，所以贾志扬、李弘祺、艾尔曼等人都很关注，为什么？因为，(1)科举考试这一关节，上涉教育(教材、学校、师生)，下涉制度(入仕、出身、官僚)，中涉流动(社会分层、阶层变化、社会组织)；(2)它又是一个可以做中外比较的课题，比如中国和日本(无科举)、朝鲜(两班制度)，比如中国与西方(文官制度)；(3)它又确实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不仅仅因为思想文化史的主角是士大夫，而且科举本身对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的钳制和鼓励，也相当厉害，所谓“入吾彀中”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八股形式为什么成为明代、清代一直到五四以后的批评对象，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式问题。所以，大家看艾尔曼的《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这部大书很精彩⑩，你们可以和宫崎市定的《科举史》(尤其是第三章《近代中国社会与科举》、第四章《科举制度的崩坏》，《宫崎市定全集》15，岩波书店)、何炳棣《科举与中国近世社会》(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日文本，1993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等等比较，就可以看出他这部书的价值(11)。
    李弘祺曾经在《台大历史学报》有一篇很好的书评，说到了他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大家可以参看。我自己的看法是，艾尔曼的这部书，比起过去单纯地讲科举的书，多了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和大关节，这是所有的书都比不过的。尤其是以下三点，(1)他指出元代虽然科举宣布有程朱理学，但并未让程朱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真正使程朱成为正统，并精心设计了科举考试制度的是在明代初期，这和我关于明代初期的判断是一致的，这和过去单纯从文献上字面上讲科举落实在元代很不一样，它注意到制度化和落实化的层面，透视到了历史的背后。(2)由于科举制度是唯一制造官员和上升的途径，竞争很激烈，就像今天的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一样，所以极为重要，对它的评价要相当谨慎，艾尔曼的评价就和过去的大为不同，他认为，考试让一批有人文经典知识的人进入了上层，因此这是很好的制度，这也许和现代制度观念不同，现代通常都认为，“法律”知识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制度”的保证，现代文官应当首先守住这个底线，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不是谈什么人文的精神和关怀，但是艾尔曼却认为有人文精神和经典知识很重要--当然他也有一些矛盾，比如李弘祺就指出，“一方面，他说考试制度是一个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科举并不能促成社会的开放和流动，甚至于在政府干预的情形之下也不能达到那个目的说法”。不过，也许他这是有他自己的关怀和用意的。(3)关于参与考试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情绪焦虑、金榜题名的梦想和这些人的科举生涯，这是从生活史上讨论科举，用了很多小说之类的边缘资料，相当精彩，以前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和这个层面讨论过科举中的“人”的问题；特别是他运用了大量的试卷，讨论题目、内容、文学形式，大家知道，程文墨卷就像现代的《考研必备》、《托福必胜》一样，《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就是这里面的老手，所以大量的考卷和教材，就成为很好的分析文本，可是过去没有人注意和分析，艾尔曼在这一点上非常出色，恐怕没有人像他看得那么多，所以他使科举的研究更加细致和具体，也比过去仅仅从制度方面研究要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