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安徽
    在乾隆三十年代，以大兴的朱筠、朱珪兄弟为中心。朱筠于1771-1773年为安徽学政，其官署叫做“太平使院”，就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太平刻印《说文》，并且大力提倡严正的考据，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里曾经说，“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那个时候在那里的学者，先后有戴震、邵晋涵、颜九苞、洪亮吉、章学诚，而且王念孙和汪中都到过他的门下。
    这些大官对于学术的庇护是很重要的，前面引用过日本学者山井涌的一段话，他说得很对，在清代，朝廷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编纂事业，地方政府和有力人士也大量组织编纂地方志和其他的出版物，家庭教师数量需要也很大，所以，中国清代的学者即使不能当官，以学问也可以谋生。不过，反过来说，如果说宋明学者还有学问生涯以外的空间，可以另谋出路，但清代学者除了学问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个出路比较大，所以养成了对学问的重视和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14)。这里面，朱筠和后来的阮元、张之洞，就是学术护法神一样的，他们羽翼之下，保护了很多学问人。比如，在朱筠自己的学生辈，就有洪亮吉(嘉庆初的重要人物)、孙星衍(后来的考据大家)、武亿、任大椿等等。就是其他人，他也很关照，在离开安徽的时候，他担心脾气古怪的汪中没有生计，还把他推荐给浙江的冯廷丞。
    ［D］北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北京开四库全书馆，这个四库全书馆，就成了全国学术的中心，而《四库全书》的收录和提要，也暗示了一种学术风气。《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乾隆三十八年记载，这一年由大学士刘统勋上奏，建议四库馆招纪昀、陆锡熊，另外点了姚鼐、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余集、戴震等人来从事编辑，一下子集中了很多学者。这个时候的中心人物是纪昀，他三十一岁中进士，五十岁的时候成为馆臣校书，他自己的学术经历很能代表风气转移，“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15)。按照乾隆皇帝的评断说，他是“读书多而不明理”，其实，就是他厌恶宋代人讲理，主张多读书而已，你看他主编的《总目》，里面常常讽刺宋代的儒家学者，鼓吹汉学和考据，比如《总目》里面对惠士奇《礼说》一书的赞扬，就说明他的学术趋向，而他通过对陈第《毛诗古音考》、方以智《通雅》、杨慎《古音略例》的表彰和叙述，也就是在给清代考据学追溯历史来源。
    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起伏沉降，对一代学术倾向是有影响的，纪昀就是这样的，他一是主持大型项目四库全书，团结和控制了像戴震、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余集等人，甚至还拉进来很多无名的读书人(每人每月抄写五万字，可得饷银若干两)，这样就影响了风气的转变。二是他历任时间很长，一直身在中枢位置，这也是影响很大的，连朝鲜人来都要去见这个以大烟袋著称的尚书大人，他还替人去买书；三是他自己是一个博学家，这种博学的风气，有时候会成为时尚，让很多人也追这个时尚，所以，那些只会讲心性理气的人就没有市场了。
    大家看，这里是北京--扬州--太平--北京，这个风气就算是固定下来了。可是，我们如果过于相信“江南学术共同体”，可能会忽略一些其他地区的因素。这些清代学术风气，好像不能仅仅来自江南吧？虽然江南最重要，但是，当时清朝的政治重心还是在北方，虽然经济南方很重要。我总觉得现在的区域研究有一点儿问题，就是原来把什么一说就笼罩全国，是中国的什么什么，可现在地域研究兴起来了，又总是说是某地某地的什么什么，其实，人是流动的，学术是会传播的，把目光仅仅放在一个地方，不如把研究视野放大。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角度讨论(1)科举考试、入幕为客、外出坐馆、到处访书校勘等等活动中士人的流动，这种流动对于学术风气的传播和推广，因为要交友、要议论、要聊天。互相之间一定会有“时尚”的，当一种形式的学术研究成了被表彰和被推崇的以后，大家都会朝一个方向走的，这就是汉学之风的兴起。(2)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也同样是学术中心的北京，它是怎样聚集学者，构成学者圈、形成群体，并且如何通过北京--江南的流动和交换，互相影响的？其实还可以讨论在北京，他们的居住、借食、经济赞助，这对他们后来在家乡的活动有什么影响。(3)江南是否也是模仿北京的？或者北京也是模仿江南的？虽然在政治上，对江南很小心，但是康熙、乾隆都对江南有过艳羡，就连风景也会仿造。--所以，应当讨论的是北京--江南的学术网络才对。
    第二个问题是，艾尔曼对清代考据学之于传统思想的瓦解，意义仿佛“文艺复兴”之于“新时代”的评价，仍然维护了梁启超以来的说法，可是，这一说法是根据历史的叙述，还是来自后设的追认？
    艾尔曼在大前提上，还是跟随梁启超、杨向奎等人的思路，他把这个叫做“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就像我们开始说的一样，他的书一开始，就已经把17世纪的中国实证学风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页4)。这个话可能说得太夸张了。这样一来，他对考据学的价值判断，和对考据学的历史叙述，就有了冲突，一方面断定这一学术思潮只是“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少数知识精英的活动，一方面又断定它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出现了崩溃，这是不是有些矛盾？他的评价似乎太高，他的说法是：第一，“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请注意这是有意识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初版序，页1)。第二，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页5)。第三，他觉得，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辨，就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这里的关键就是，他觉得，清儒已经有“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页21)这个信念了，于是，读者就会得出一个印象，即清代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转型，是自觉针对传统中国思想世界而来的，而学术史的这一转变，已经引起了思想史甚至政治史的巨变，因为考据基于理性，而义理需要理性的检查，因此就有了“近代性”了。
    但是，这一说法至少会引起以下问题：第一，他们既然只活跃在江南、由少数学术研究者构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由并不发达的出版、并不广泛的通信、并不多的人的呼应，来发布学术成果，那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积累数千年笼罩全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瓦解？第二，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对传统的学术的解释方式与思想的阐述方式虽然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否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个思想世界引起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和思索？第三，这种被称之为“实证性朴学话语”的学术话语，在那个朴学家的世界中，是唯一的话语么？它是否只不过是一批文人或学者之间互相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当时还有一些人，并不以考据为最大的学问，还有人以写好文章为最高境界，所以才会有考据学家像江藩和文章家桐城方东树的冲突。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社会里，是否还有更多的价值和时尚？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怀疑考据之学对传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意义了。换句话说，就是要质疑，(1)学术上的这些变化，真的一定可以引起思想、文化甚至社会的变化，让我们看到“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吗？(2)表面上和欧洲古典学一样的清代考据学，真的能像反抗中世纪神学那样，发掘出古代的资源来反抗另一宗教神学，让我们走出中世纪吗？(3)如果清代考据学只是“江南”的“一批”捍卫古代经典的文人学者的共同体，他们能够形成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