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那个时候，中国学者常常以为“古学再生”是文艺复兴的特征，不过，这种理解是不对的，至少是后来人的想象或者是中国式的理解，其实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三篇《古典文化的复兴》中已经很清楚地反驳了这种也曾经流行于欧洲的历史想象。
    ⑧见日原利国《复仇论》。按照《礼记·曲礼》《檀弓》《大戴·曾子制言》的说法，复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为父亲报仇，这当然是正当的，但是，这里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凡是为亲人复仇都是合理的吗？所以，《公羊传》定公四年说，要小心复仇变成“推刃之道”。第二，如果每个人都以为“复仇”是正当的，那么是不是就应当是他自己去报仇？这样是不是就会导致社会大乱？《周礼·地官·调人》就对“调停”很关注，提倡把仇人迁到海外、异国、边地，向官府报告(“书于士”)，使复仇纳入政府秩序的轨道。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德和制度，究竟什么优先的问题，社会秩序究竟应该建立在正义上面，还是建立在法律上面，究竟应当由个人来裁决合理性问题，还是由政府来判别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后来争论不休，比如荀悦、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轼，都讨论这个话题，一直到晚清还在讨论，甚至把复仇变成了国家外交和战争政策问题，像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新历1897年12月14日的《知新报》第四十册开篇，就发表了顺德刘祯麟的《复仇说》，不过，这个时候讨论的背景，已经是近代的问题了。
    ⑨博物和求理本来都是儒学的传统，后来一个被淡化，逐渐边缘，一个被凸显，成为主流。
    ⑩此书分为十一章，分别讨论了(1)宋元时代科举制度的起源，重新思考晚期帝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根源，他特别讨论了古文和科举的关系；(2)讨论明初国家力量、文化政策和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虽然元代确立科举以朱熹之学为准的，但是真正使它成为固定形式、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却是明初，而明代初期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与科举制度的最终形成有很大的关系，严格地说，朱元璋对于程朱之学和南方士大夫是有疑虑的，所以要分南北场，直到朱棣即永乐时代，才完全形成以程朱为主的完善制度；(3)晚期中华帝国的政府机构、制度和指导力的变化，精英的动员和流动情况，艾尔曼认为科举确实有“僧多粥少”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优秀人才的俱乐部，他觉得这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4)科举考试并不见得是全能的，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和方法，所以第四章特别讨论了科场的建筑、考试的情况、作弊的手段，同时也讨论王朝控制与管理力量的限度；(5)讨论经典知识和社会向度，尤其是官话的重要性，艾尔曼用了很多统计数字，讨论参加科举的人的家庭家世、学习程序等等，这对于建构一个同一性的上层文明有极大的意义；(6)关于参与考试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情绪焦虑、金榜题名的梦想和这些人的科举生涯，这是从生活史上讨论科举，用了很多小说之类的边缘资料，相当精彩，以前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和这个层面讨论过科举中的“人”的问题；(7)科举对士大夫文化知识面的要求和什么是优秀的八股文问题，这是从考试学的角度讨论，他看来比较同情八股文，对于20世纪批评八股文，他觉得不公平；(8)阅卷标准、文学的解释以及政府对于知识的控制和限制，这是从考试内容、技术、标准等等方面讨论科举对于文学和思想的要求，他特别在这一章里指出，这与考据学也有关系；(9)科举考试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历史学和考据学知识，这是从超越常规的考试内容上面来讨论的，因为清代学术的变化，科举考试这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10)1800年以前，特别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科举课程内容的变化，表现了改革的加速度，他提醒我们，其实在废除科举之前，一直在内部存在着变化的因素，不要把科举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概念；(11)合法性的变化，反神圣化，这里就讨论最后的话题了，就是讨论由于大变局的时代，清代科举的改革遇到的陷阱和改革的局限性。
    (11)他还和ALexander Woodward合编过一部论文集，题为《帝制晚期中国的教育与社会》(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900)。
    (12)关于他对庄存与的经学取向，以及庄氏与和珅之间的冲突的解释，有很多不同意见，此处从略。
    (13)《纪晓岚文集》卷一六《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此科最号得人，如王鸣盛、王昶、朱筠、钱大昕、翟灏，皆称汲古之彦”。
    (14)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页409。
    (15)《姑妄听之》序。
    (16)两个例子：一，他有意与现在的现代性观念对立，一方面说科举是一个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中国有了平民出身的精英系统和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说由于出身、宗族很大成度上决定了科举的成败，所以并不能促成社会的真正流动，这是否矛盾？二，因为过去都说科举是封建国家权力支持下的意识形态，并限制了“科学”(人文学和八股文)和“自由”(代圣人立言)，所以他一反过去的价值评断，把科举说成是符合明清官僚体制的需要，支持了国家结构的有效管理，其实这是以后来的价值去反对过去的价值，同样是“后见之明”。
    (17)转引自陈鸿森《翁方纲年谱补正》，《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二十五期(2004)，页343-344。
    (18)《左海文集》卷四《答段茂堂先生书》附录。
    (19)《清儒学案》卷一一五《秋农学案》小传，《清儒学案》第三册，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页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