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族、地域、通信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这当然有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首先，他注意到精英家族的作用，在《经学、政治和宗族》里面，他对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等等家族的关系和作用有很多强调，大家知道，潘光旦当年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已经指出世代相传的大家族在保证文化权力上的重要性，这是一篇极规范和极清晰的论文，我一直建议它应当作为硕士论文的范本。艾尔曼研究常州的今文学派，也注意到了这种在地方上相当有影响的大家族，在保证子弟进入仕途、参与中央事务、控制地方教育和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他们彼此又通过联姻，一方面扩大他们的知识群体和文化势力，一方面划出边界，垄断某种知识和文化，形成学派性质的延续性和特殊性。其次，他提出的“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了地域的关系，提醒我们注意到某个思想或学术流派的局限性、人数、影响，也强调了特别的地方的知识兴趣和学术风气的背景，以前我们常常大而化之地说这是理学的时代，这是心学的时代，这是考据学的时代，但是正像小岛毅批评的一样，以地方性的知识充当了全国性的知识，以地域的特点当作了普遍的风气。再次，他注意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考据学的成果的传播，要我们去思考，到底影响有多大(崔述不知南方的考据)？书籍的出版和流通到底有多便利(杨守敬出版水经注研究之难)？通信到底有多少力量，能够确立学术专利并赢得“发明权”(例如从江苏到广东，通信最便利者，也需要四十天；关于学术发明权问题，可以看赵一清、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经注》公案)，这个“社会史”的角度很有意思。宋代因为印刷术和书商的缘故，导致文学风格、写作习惯的变化，其实已经是一个例证，美国的周启荣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值得参看，而清代的情况更值得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最后，他也注意到嘉庆四年(1799)和珅事件的重要性，它和洪亮吉事件作为一个象征，都是从社会史角度透视思想史的很好的背景(12)。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它和侯外庐时代的社会史思想史结合，相差很大，几乎不是一回事。
    三、关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艾尔曼教授说，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这当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我觉得在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地域因素上，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格外关注。
    这里要分三个层面来说。
    (一)首先，这个江南共同体的说法，是他用《皇清经解》和《续经解》的作者籍贯来统计的，统计看起来是很科学的，可是，也要注意，《皇清经解》等是否就全面？《皇清经解》收录七十多个人的著作(约180余种，1400余卷)，七十多人加上后来《续经解》的人和书，能够代表清代学术吗？这是一；阮元编这部书的时候，是以经学著作为中心的，可是清代考据学是否就是经学？这是二；而阮元心目中的经学代表，是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万斯大、陈启源、惠氏(周惕、士奇、栋)、姜宸英、臧琳、杭世骏、秦蕙田、钱大昕、庄存与、邵晋涵等等，这显然是阮元认定和看重的一个学术脉络，但是，清代学术史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人会更重要呢？这是三。
    所以，即使从《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中选择经学家，比较全面而有代表性，但是，清代学术就只是“经学”为中心的考据吗？科学编史学、地理学、方志学、金石器物之学的那些大家，还有学西洋天文历算的人呢？并不一定都是这里面的呀。
    (二)“人”的籍贯，并不等于他受教育和从事学术的地域背景，尽管古代社会人的流动性不大，但是在清代，学者常常是流动的，不光是“不闻往教，但闻来学”，要追寻名师，而且名师也为了生计，要到处坐馆教书或者为幕谋生。比如，过去有人做浙江经学的研究，可是，他选的人是按照籍贯来的，可是就像台湾的河南人、山东人可能根本没有到过河南山东一样，家庭出身籍贯并不能作为学术活动和学术传承的区域。举几个例子，(1)例如我祖籍是福州，可是我从小不在福建，我的习惯、学风、经验，也和福州毫无关系，你能把我算成“福州学派”么？(2)民初北京大学，是在北方，可他的文科教授却大都来自江浙。(3)江南的经师，他接受教育、发表著作、教育传授、发生影响，却可能是在其他的地区，比如，有人把浙江看成是一个地区，所以俞樾、黄以周、龚自珍都是浙江人，但是，俞樾固然是德清人，但他居住在苏州曲园达四十年，而黄以周则主要主持江阴的南菁书院，龚自珍虽然本贯为浙江，但他的受业，则在江苏金坛段氏、武进刘氏，所以，这一点是有问题的。(4)特别是我们看到，在清代考据学风的推手中，有几个大人物恰恰来自北方，第一个是朱筠，是大兴人就是现在北京南部人，第二个是他的兄弟朱珪，当然也是北京人，第三个是翁方纲，也是北京人，第四个是崔述，也是北方人，第五个是纪昀，还是北方人，但是，有谁会觉得考据学的兴盛能离开他们吗？没有朱筠乾隆三十六年前后在安徽学政的主持(1771-1773)，那里不会成为学术中心之一，很多家境不佳的学者恐怕成不了气候(像汪中、章学诚)；没有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和他的组织，那些来自南方的学者能够出头吗？没有《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一些书籍的褒贬抑扬(像对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方以智的《通雅》、杨慎的《古音通略》、惠士奇的《礼说》等等)，这个学术风气会兴盛吗？而崔述虽然和南方学者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他的《考信录》不也是考据学的典范性著作么？何况，江南学者并不只是在江南，甚至基本上不能只守在江南作一个山乡老儒，他一定要走出来才能成名有影响。
    (三)由于流动和通信的缘故，我们对于清代某种地域的文化，必须要有超地域的地域观，而且最好是流动的观念。江南的这些人，都要到北京去考试或者谋生的，北京当时都住不下，京城居，大不易，所以，有人甚至远在丰润、通州住，有人在寺庙道观里借住，还有的人在专门供考生的会馆里住，这在朝鲜使团中文人撰写的各种《燕行录》里，有很清楚的记载。说明江南和北京有一个路线，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列一个时间表，看看这种考据学风和考据家们的流动：
    ［A］北京
    乾隆十九年(1754)--北京，进士考试(甲戌科)，这次考试由喜欢考据古典的秦蕙田主持，秦当时正在主持修纂《五礼通考》，无形中提倡了一种学风。此科有朱筠、王鸣盛、王昶(1725-1806)、钱大昕、翟灏、纪昀等等(13)。
    乾隆二十年(1755)，这一年，戴震避仇入京，纪昀看到他的《考工记图》，非常佩服，叹为奇书，觉得这比章句之儒强多了，所以，特意给他的书写了序，而另一个学者钱大昕则觉得，这是一个“天下奇才”，就推荐他到秦蕙田的门下去修《五礼通考》，而王安国即王念孙的父亲，则邀请他到家里教导儿子，王鸣盛、王昶、朱珪等等，也和他交往，众人聚会谈学，逐渐形成一种学术追求，也形成一种评鉴尺度，即“古学”的知识。
    ［B］扬州
    乾隆二十年间(1756-1765)。由于卢见曾在扬州为官，不少人便到扬州入幕或坐馆。例如，(1)惠栋于1754-1757年间在卢见曾扬州府署校勘《易乾凿度》、《尚书大传》、《郑氏易》、《李氏易》，自著《周易述》；(2)由于惠栋的缘故，王昶专门到这里拜谒，则被卢见曾聘到家里教书，当时还有程梦奎(午桥，歙人)、马曰绾、马曰潞(江都人)、汪棣(仪征人)、张四科(陕西人)与他来往；(3)沈大成(1700-1771)也在这个时候进入卢府；(4)朱彝尊的孙子朱福孙，也在这个时候到卢府，出示《经义考》的后一百三十卷，并在那里合刻成三百卷，这部书的刻印，很影响学术风气；(5)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到卢见曾的衙署，与惠栋见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面。接着他又在这里，帮助校刻朱彝尊的《经义考》、惠栋的《周易述》、《郑氏易》和《李氏易》；(6)乾隆二十三年(1758)，惠栋去世后，戴震仍然在卢署校刻《大戴礼记》，这时卢见曾那里，不仅有戴震，还有朱筠，还有惠栋的弟子，如江声、余萧客等等。
    这一盛况，一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卢因为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有贪污行为被检举，死于狱中，还连累了亲家纪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