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界有人把盐引定性为有价证券，这是情有可原的。盐引究竟是否为有价证券，必 须对盐引的产生穷原究委。中国政法大学的赵威在《票据权利研究》一书中指出：“在宋代 ，‘交引’是‘茶引、盐钞、矾引、见钱交引’等票据的统称。‘茶引、盐钞、矾引’是领 取茶叶、食盐、香料药物等货物的票据；‘见钱交引’是延期付款票据。可见宋代的‘交引 ’类似于现在的汇票本票。而且宋代的‘交引’不仅可以用来取钱提货，还可以将它们拿到 市场上转让、出卖。这又类似于现代票据的背书转让制度。”（注：赵威《票据权利研究》第16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现代法学研究者往往对纷 繁复杂的历史不明底里，赵威的上述论述亦不免此疵。据专门研究宋代盐业的专家郭正忠的 考证，“交引即盐钞，但随时命名不同耳”的说法并不准确。盐引，在宋代属于税引、茶引 、脚地公引、长引、短引、钱引等诸“引”之一种，除“钱引”外，诸引大多具有类似税引 的功能。盐引的正式名称为“随盐交引”，宋代的盐交引既是支盐的“交抄”，又运销盐的 “公引”，是包括支盐和销盐两种票证合在一起的总称。“除有支领定量官盐的功效之外， 它大约还能用作沿途免纳商税的通行证，至少其中一部分--‘脚地公引’，在支盐后仍继 续使用；甚至还可以作为合法销盐的凭证。”（注：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第48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宋代钞引盐法与一般折搏、交引盐法的实 质性区别，主要在于它博取盐交引的手段，排除实物，仅用货币。盐钞仅具有支盐的功效， 支盐后即被回收，不象盐引在随盐运销后作废上缴。明代沿袭宋制，行开中法，召商转运税 粮，以盐偿付脚价。在这种宋明时期召商人入刍粮边塞的入中、开中制度下，盐引（元以后 不复使用盐钞之名称）尚系具有承兑权利的票据（传统说法为“凭由”），但到清代，开中法 早已荡然存，盐引根本不包含盐钞的性质，绝对为一种公法上的凭证，而有价证券如前述乃 表彰私权的证券，性质完全不同。就清代盐业的实际而言，国家颁引并不是作为民事主体， 并没有要求盐商入中等等支付对价(consideration)，仅仅是向盐商课税而已。
    景本白先生指出：“所谓有价证券者，无论为公债，为社债，为私券者，必有债权与债务 之关系。今引票当领取时，盐商并未纳有何种定价，则此项引票，并非由债权取得。国家对 于盐商，不过许其营业，并非因债务上关系而予以证券也。故以严格论之，反不如捐官执照 ， 犹可谓之有价证券，而引票不能也。”（注：景本白《盐政问题商榷书》，见《盐政丛刊》初集（一），1917年盐政杂志社印行。）笔者认为，从现代法学的角度来看，清代盐引仅 仅是单纯的证书(Schlichte Beweigurkunde)，系从外部为特定权利关系或法律实事存在之 证明的文书。清代盐引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被视为“有价值”的证券，原因在于：其一，“ 引”在清代有两种含义，一为盐引、引目或引符，一为食盐运销的计量单位。盐引作为法律 凭证并不具有垄断性，但盐引数量的恒定、纲商制度的实行、销界引地的划分，三位一体的 结构性统制使盐引成为人们“寻租”活动对象而产生租金。（注：学术界一般认为，克鲁格(Kruger) 是现代寻租理论的创始人。在克鲁格的寻租理论中 ， 租金是一种由政府干预带来的非生产性的收益。租金的存在自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如 同利润存在会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但“寻租”和“寻利”给资源配置和社会福 利所带来的后果迥然不同。）清代著名小说家吴敬梓盘桓 于清代雍、乾年间的扬州，其《儒林外史》“颇涉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又所记大抵日用常情 ”，（注：光绪十一年，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原载宝文阁刊本《儒林外史评》，转引自王 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在第二十三回中就述及徽州盐商“弄窝子”及“窝子长跌”的情形。日本学者中山 八郎、藤井宏等对“窝”的考证阐释兹不赘言，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盐引并非有价证券， 引窝作为配额而导致“租金”的产生并非盐引将此权利包摄于证券之内。现代法学认为，无 记名证券、指图证券系“源自于证券的权利服从于与证券有关的权利”(Das Recht aus dem papier folgt dem Recht am Papier)，而记名证券系“与证券有关的权利服从于源自于证 券的权利”(Das Recht am Papier folgt dem Recht aus dem Papier)。但与此相衡量，盐 引根本无自身不属于上面的两种情况，所以不能称之为有价证券。“租金”不等于盐引本身 为有价证券。其二，清制，引商销盐均有定额，官府依额收课，不论是否完成定额，课饷是 必不可少的。这样，常常有引未销完而课饷全完的情况，尤其在清中叶以前，如乾隆四、五 两年，广东顺德等四十二埠“各商已纳课未销引共三十万四千二百余道。”（注：光绪《两广盐法志》卷23，《转运》6。）从这种意义 上，引商手中的积引是有价值的，但这种价值是添附的，而非盐引本身所固有的。在清代， 民间有将捐官执照和赴任文凭向钱庄、票号质钱者，但这在法律上是不能被视为有价证券的 ，因此盐引在习惯法上的非法运作也是这个道理。事实上，清朝盐法曾有对占据窝底租雇纲 利查出后一体裁革的规定，但“乾嘉以来，各区商人辄将窝底出租，非特不依法革退，提窝 改签根，甚且从中需索，贪取黑费，准与租岸，谓之办租，由是认引之商，率以一纸虚根， 坐得窝利，办运各商，必向有窝之家，出价租窝，故占岸者为引商，行盐者为运商，洎至道 咸年间，租办相沿，浸成惯习，官既利以索贿，率皆瞻徇不究，此则黑费之弊也。”（注：《论改行新盐法答客难》，见《盐政丛刊》第4集，第486页。）正 是这样，盐引“在习惯上已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注：《改革全国盐政计划书》（民国元年），见《张謇全集》第二卷第118页，江苏古籍出版 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二十九日长 芦商人恒九公禀文中即声称：“商父李志恒租办胥培初故城县引岸，前后计二十余年，查故 城额引六百五十道，从前本极渡滞，经商父历年整顿，销售逐渐加增，上次续租系从光绪十 二年正月初一日为始，押租一万五千两，现租每年三千吊，截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年限满，尚向该业商胥子铭复议续租，该业商见引地有起色，意颇居奇，经中友关说，现租 每年增至三千五百两。”（注：长芦盐运司档案，第64号。）这一公禀中反映出商人租办引岸需交纳保证金（押租）和年租的 情形，如同土地承租中押租和年租的作法一般。但我们从中亦可看出，租办标的只是引地的 营业权而不是盐引，盐引并不是引地营业权的证券化。因此，盐引从法理上说不能被定性为 有价证券。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活法”改变着“纸上法”而对社会生活更具支配力，转 租引岸等行为在清后期的诉讼活动逐渐似乎正大光明起来。正是这样，光绪年间，丁宝桢在 四川盐区实行官远商销改革，宣布废除原正商窝引世袭之制，由官运局酌补引商底银（又称 引底），收回引岸，统归官运盐条总局配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