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许可证说
    笔者不认为盐引系纳课后的税单，因为清朝对食盐实行的是专卖制，而不是单纯的征税制 。在两淮地区，纳过真正的盐课--请单银后，商人拿到的是照单，只有盐商凭照单下场买 盐后在从场到仪征的途中经过泰坝的抽掣、白塔河巡检的检查，运司才把真正的引发给商人 。据张小也博士论文《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引不提前发给商人，即便发给也要用照单或皮 票 来包裹，上面书明情况，因为引在商人运盐的过程中有可能磨损。（注：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未刊稿，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阅览室。）尽管其它地区并无如 此繁琐，但说明引与照单毕竟存在区别。清制，凡验单引用载四角法：出司之日截去第一角 （“平字角”），到场捆配盐包截去第二角（“上字角”），在批验所查验包引称掣无弊，截去 第三角（“去字角”），投送州县查验后截去第四角（“入字角”）。“若将引盐不由正路，越 过批验所，而不经官掣挚，及引上未曾印盖关防者，杖九十，仍押回批验所盘验，如盘有余 盐，亦从私盐法论。”（注：《清盐法志》4，《通例四·缉私门》。）盐引有期限，违限过期将引目铳毁入官，仍治以罪；盐与引相离 及用旧引影射者，皆以私盐论罪。过去学者不清楚“就场专卖制”与“就场征税制”的区别 ，如嘉庆时龚景翰认为刘晏开就场征税之先河，魏源在嘉道时留心盐政亦失考如故，但清朝 决非就场征税，因此盐引并非单纯“税单”而已，具有规范盐斤销售的功能。盐引如果是单 纯的税单，则不可能完全税后受诸多约束。
    笔者虽然认为盐引系运卖盐斤的许可证(license)，但不同意把盐引等同于西方的特许状。 （注：张正钊、韩大元主编的《中外许可证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中基本上把引定性为许可证 制度中的表现形式，但语焉不详，令人无从悬揣其意。）和中国有学者将盐引视为契约一样，西方也有学者把特许状视为一种社会契约，认为后 来的“社会契论”或许就是从这里找到它主要的依据，但这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相等同 ，因为特许状的条款由法律所固定，当事人无从讨价还价，与其说是“契约”，不如说是“ 同意建立某种永久性关系的宣誓”。（注：Harold J.Berman:Law and Revolution,P393.）在笔者看来，中世纪西方的特许状颁布的对象远比 盐引适用的对象广泛，诸如城市、小封建领主、行令等等，而且基本上都是行政管辖豁免证 ，而中国的盐引虽然使盐商可以贩卖盐斤，但管制色彩极为浓厚，法网绵密，而西方近代化 以 后的特许状不仅与中世纪西方的特许状不同，在法治主义的影响下特许期限、特许的权 利与义务观念均明确化，又与中国盐引的前近代性形成较大的歧异性。
    三 清代盐商组织的法律地位
    在1982年的时候，中国人尚鲜有知晓“股份公司”者，但薛宗正在此时即撰文指出：清代 商纲“是合股经营的独立商号”，“其内部自须建立适当的组织”，后来“商帮实际上成为 总商经营的股份公司，总商就是这个股份公司的老板兼封建国家的包税商人。”（注：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见《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薛先生 的胆识固然令人敬钦，但这种定性拟于不伦。
    清代的纲商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的“盐纲”运输体制。而其直接的源头乃是明万历四 十五年(1617)袁世振、李汝华为疏通旧引所实行的纲运制度。清承明制，继续发展和完善了 商纲制度，以加强对盐商的约束。据《山东盐法志》载，山东各商纲有晋泽纲、同仁纲、泰 来纲、祥仁纲、集义纲、晋兴纲、永公纲、永昌纲、洪戬纲、洪晋纲、通裕纲、永兴纲、祥 顺纲、京浙纲共计十四纲，雍正六年又增庆汾为十五纲，商人共四百八十名。（注：宋湘等《山东盐法志》卷13，《商纲》。）顺治十四 年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在奏疏中言：“山东商人每年例有纲头轮流听公领引办课”，表明商 纲制度在明清鼎革之际相仍不替。清代纲商制度的发展表现出如下趋势：
    其一，总商的人选从最初富商轮流充任到众商公选，最后直接由官府指派，商纲的自治性 和民主性日趋淡化，国家干预的力度逐步扩大。以山东为例，康熙时因纲首轮流，责任难充 ， 所以改为众商公举：“引商半系客籍，引碎商散，乃立纲以统之。纲有六，举二人董其事， 曰纲首”。这一变革发生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据史载，之所以如此改革，是因为“凡司 中有利当兴，有弊当除，钱粮公务，便于催督，非德能服人，言可服众，不足以当斯任。若 轮流点充，好纲必为钻谋，累纲必行推卸。自今纲头批令阖司公举德行端正、诸事练达者， 方准充补。”（注：张茂炯等《清盐法志》卷55，《山东》六，《运销门》二，《商运》。此处所谓六纲 为永兴、通裕、同仁、集义、恒德。薛宗正先生在文中有14纲（后为15纲）的记载和6纲的记 载，没有指明其间的抵牾，此问题待考。）尽管笔者认为清朝后来的纲头多变为官府指派，但不愿如薛宗正先生那样 移花接木地用两淮地区雍正三年(1725)的材料为例证，这是历史学界常用的连缀方法，然而 易流于穿凿附会之弊。山东地区这种倾向很可能并没出现，至少目前笔者未从材料中得到证 实。胡适先生就曾说过：“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 令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注：《胡适书信集》（中），第702页。）因此，对这种趋势的认知应该避免陷入 形而上学的泥淖。
    其二，纲商组织机构日趋严密复杂。康熙十六年(1677)，巡盐御史郝浴奏言：“臣受事后 ，传集众商，用滚纲旧法，公取资重引多之人，佥二十四名，尽以散商分隶其下。一切纳课 杜 私，皆按名责成”。（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8《课程》。）王思治、金成基教授据此认为两淮总商的设置大约始于此，而陈锋 则认为两淮总商的设置，当与山东等盐区一样是在顺治年间，只不过在康熙十六年明确规定 为设置24总商而已。（注：王思治、金成基《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陈锋 《清代盐政与盐税》第3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这两种解读都势均力敌，难成定谳。不过笔者倾向于康熙十六年创 置说，殆明清易代之际，各地商纲之制恢复未必时间一致，而且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 帝下令革除总商，认为“私盐之充斥，皆由总商不革”，可见清政府当时对总商的利弊尚无 确切的认知，总商的地位并不牢固。但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户部侍郎李周望等又奏称：“ 两淮历年于三十总商之内，盐院择其办事明白者二三人、四五人点为大总，一切匣费由其摊 派，烦杂事务亦归办理，”题准革去。（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25《课程九》）这说明总商在康熙四十七年被革除后又恢复，并 变为30总商，而且有大总商（简称“大总”）和小总商之分。《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所载 道光初年楚岸盐船封轮散卖史料中军机大臣曹振镛奏折言：“两淮公事甚紧，向于总商之中 推老成谙练一人为首，并不奏咨，其承办公事、支销银两，仍与各商会齐商议，公司列名。 ”嘉庆十一年(1806)规定首总三年一换。（注：《军机大臣曹振镛等为遵旨议复两淮盐在楚省运销事宜奏折》（道光二年七月初二日） ，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尽管首总制度竟源于何时殊难确指，但据王振 忠研究至迟不晚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注：王振忠《清代两淮盐务首总制度研究》，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道光二年(1822)由于首总诸事专擅、各总商渐 俱推诿不前，遂将其名目永远革除。由此可见，两淮盐商组织中最复杂时期形成了三层控制 体系，即：首总--大总商和小总商一总商。另外，两淮商人凡行盐各处口岸，俱设有公匣 ，除督查销盐外，主要责任在于“专司支解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