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
    在乾隆初叶汉学发轫之际，扬州卢见曾幕府是一个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足以与惠栋齐名的幕宾，当首推沈大成。
    沈大成(1700-1771)，字嵩峰，一字学子，晚号沃田居士，江苏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为人忠厚，精通经史，擅诗文，著有《学福斋诗文集》。“晚游维扬，客运使卢公见曾官廨。”(22)沈大成于乾隆十九年入卢见曾幕府，惠栋云：“甲戌(乾隆十九年)之岁，余馆德水卢使君斋，讲授之暇，篝灯撰著。每涉疑义，思索未通，恨无素心晨夕。一日，使君以诗文数册示余，余读之惊，然未及询作者何人也。久之，典谒引客入，相见，则余故人，云间沈君学子，向所视数册，皆出君手。”(23)在卢见曾的引见下，两位故人又相见了。惠沈二人早在乾隆八年(1743)，就已相识。沈大成诗云：“忆昔岁癸亥(乾隆八年)，余时客吴门。始叩红豆斋，老树上参天。诗画塞墙壁，几榻罗丹铅。怱怱便别去，未几相讨论。”(24)只是那次相聚时间短暂，有许多学术问题未及展开讨论。
    这一次在卢见曾幕府中共同工作期间，惠栋非常高兴，他将学术上的疑难问题请教于沈大成，沈大成一一为惠栋解答。“余喜甚，叩所疑者，学子一一晰之，余闻之愈惊。既而促膝话旧，知君归自武林，道吴而至广陵。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诗老颇以失君为怅，而余则说经论文，亹亹甚乐。”(25)
    沈大成回忆与惠栋同在卢见曾幕府中的时光说：“旷隔逾数稔，寝馈恒惓惓。淮南卢使君(调雅雨都转)，缁衣礼名贤。萍踪偶邂逅，握手申前欢。兄居屋东上，余止舍西偏。因得共晨夕，相与典坟。”(26)两人从此同居一院内，一住东房，一住西房。沈大成称自己受益良多：“生平憎俗学，于古性亦敦。自奉我兄教，日闻所未闻。益知扫枝叶，渐能窥根原。尽启箧中藏，阐发超后先……不才抑何幸，积载从周旋。”(27)
    沈大成盛赞惠栋所著《周易述》：“兄犹爱治易，汉学绝复传。所著《周易述》，五纬昭星躔。足令辅嗣诎，顿使荀虞尊。”(28)
    《四库全书总目》中《周易述》提要云：“栋独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29)
    惠栋与沈大成均有志于经学，惠栋将沈大成视为同志相赏者，在汉学上的相互扶持者，两人在卢见曾幕府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前已述及两人一同编校《雅雨堂丛书》、核校朱彝尊《经义考》。惠栋为沈大成的《学福斋集》亲撰序文，并将他们的学术探研记录其中：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沈君诗古文，咸可传世行远，世多知之。兹不论，论其学云。东吴同学弟惠栋书于芜城寓斋。(30)
    惠栋深知一代学术思潮的传播与兴盛要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仁加入，对于能有沈大成这样的学术大家更是难能可贵了。
    惠栋、沈大成积极传播汉学，在卢见曾幕府中对于青年后学才俊影响深远，比如戴震、王昶等。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人，清代乾隆年间大儒。乾隆四十年(1775)，清高宗特命其与会试中式者一同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是将清代汉学推向高峰的汉学大师，他不仅是考据学家，也是著名思想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与惠栋在卢见曾幕府结识交往，惠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这一年冬，三十五岁的戴震离开北京南下扬州，受聘于卢见曾幕府。戴震经卢见曾的介绍，结识了一代经学大师惠栋。惠栋此时正在卢见曾幕府中校书，当时戴震三十五岁正值壮年，惠栋已六十岁(第二年惠栋即在苏州家中病逝)。戴震云：“强梧赤奋若之岁(即乾隆二十二年)，余始得交于华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处一室者，更裘葛。”(31)前已述及惠栋与沈大成在卢见曾幕中，一住“屋东上”，一住“舍西偏”，戴震与沈大成同住，住“舍西偏”之屋。其实惠栋对于戴震是早有耳闻，“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32)戴震此次在卢见曾的幕府中与惠栋深入交往了数月，二人遂成忘年交。当时有人称此二人“交相推重”(33)。在朝夕相处中，戴震不仅阅读了惠栋的著作，还和惠栋一起切磋治学的方法，在学术上进行了交流，惠栋不断对戴震讲述自己的经学思想。潜移默化间，惠栋的学术观点对戴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栋推崇汉学，戴震受到惠栋影响而推崇郑玄学说，批评宋明经学为“凿空”之学。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戴震说：
    有言者曰：“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谓然。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而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34)
    戴震在此批评宋明经学的弊病为“凿空”后，沿着惠栋训诂治经的学术路径，对郑学的理解做出解释：“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稿而更之，然后知古人之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35)戴震还说：“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疾乎凿空以为经也。”(36)
    惠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直接的作用，钱穆先生对此评价道：“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且认为惠栋尊崇汉学鄙视宋学的态度，对戴震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钱穆先生指出，戴震后期的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37)
    惠栋故世后，戴震曾于乾隆三十年(1765)亲自去苏州缅怀惠栋，并作《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资纪念。他对惠氏之学推崇备至，云：“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明年，则闻先生又殁于家。今徒拜观先生遗像，曰《授经图》者。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薶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