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对于与惠栋相见以后，其论学所受影响，作了详细阐述：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有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而训故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39)
    可以看出戴震在这篇文章中，继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弘扬惠栋学术，进而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
    而在与惠栋相识之前的戴震是不反对理学的，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中，他曾指出：“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技肄歧者也。”(40)在此他认为汉儒郑玄与宋儒程、朱等人的著作都是“得失中判”，不分高下。而戴震与惠栋相见相交后，他却只承认汉儒经师的训故，明确地批评那种“空凭胸臆”、“凿空”得义理的做法，甚至认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很显然这是他在义理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其结论像钱穆先生所总结的，“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即曰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41)他又说：“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趣。”(42)但戴震毕竟后出更加精进。汪中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43)梁启超说：“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44)也是此意。
    戴震以敏锐的目光，察觉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弊端，因而指出，“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45)戴震认为，文字训诂好比是“渡江河”的“舟楫”，“登高”的“阶梯”，它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闻道”则是最终目的。故训只是达到义理的一种手段而已。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十五岁时，他在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46)
    戴震在服膺惠栋的由文字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考据与义理学相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不墨守惠栋创立的汉学成规，治学力求达到“十分之见”的境界。陈祖武先生对此评价道：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也有发展。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47)，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戴震一脉相承，遂成为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依托。故吴、皖分野说虽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这就不尽合乎历史实际了。然而，戴学毕竟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48)高翔先生亦认为：“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是戴震……从惠学到戴学，实际上表明汉学从兴起到高潮，从崛起到成熟的过程。当时考据风气盛行一时，士人谈经言理，以小学相尚，很难以吴、皖二派概括所有考据学者。另外，惠栋一门(所谓吴派)与戴震一门(所谓皖派)，并不对立而是互为师友，治学虽各有偏重，但在基本学术途径上是一致的。”(49)戴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发展了惠学，以训诂为手段，探究义理，通经以明道。同时期的学者王昶客观评价了戴震学术贡献，他说：“本朝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50)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一号兰泉、又号琴德。江苏青浦(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因对经史考据学风的表彰和诗词古文素养造诣而“炳著当代”(51)，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甚丰，有《春融堂集》、《湖海诗传》、《金石萃编》、《琴画楼词》、《续词综》、《天下书院志》、《征缅纪闻》等50余种。在清代与朱筠齐名，有“北朱南王”之称。
    他早年就已深受惠栋的学术启迪，是惠氏通经信古之学的忠实传播者。“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52)“肄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征君定宇游，于是潜心经术，讲求训故之学。”(53)王昶有诗赞惠栋曰：“少日笺诗矜奥博(定宇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中年经术更纷纶。仲翔易学康成礼，只有先生是替人。”(54)
    乾隆二十一二年间，王昶与惠栋同客于卢见曾幕府，两人同为幕宾。“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聘先生(注：指王昶)课其子及孙。”(55)
    王昶于此，时常请教于惠栋。“日者在广陵常侍履綦，得备闻绪论为幸。至所谕祢字当作祧字，窃按《公羊传》隐元年秋七月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疏祢示旁尔言虽可入庙，是神示，犹自最近于已故曰祢。又《诗》邶风‘饮饯于祢’，《毛传》云祢地名，《释文》云祢乃礼反，《韩诗》作坭音，同。《玉篇》云年礼反，父庙也。《广韵》云祖祢亦姓，出平原，魏有弥衡，亦作祢，奴礼切。又尧庙碑，祖祢所出，《隶释》云祢即祢字，历考诸书无谓作祧。读者惟《说文》无此字，仅见于徐铉新附字中，故《陈澔集》注云：读作祧字，然徐铉新附字注云祢，古文亦不作祧也。先生博学多闻，古训是式，必更有所据，惟幸垂示焉不宣。”(56)
    惠栋撰写《易汉学》，六易其稿，直至乾隆二十二年终于定稿，他在卢见曾幕府中将手稿定本授予王昶。王昶深受感动地记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蕝……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丁丑与余客扬州，始定此本。此本命小胥录其副，以是授余，盖其所手书者。”(57)惠栋对王昶的信任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