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三年五月，惠栋病逝后，王昶撰墓志铭以示祭奠，曰：
    于《易》理尤精，著《易汉学》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郑君之爻辰、虞翻之纳甲、荀谞之升降、京房之世应、飞伏暨六日、七分世轨之说，悉为疏通证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余，而汉代《易》学灿然……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58)
    他还作诗怀念惠栋：
    淅淅承檐飘，冉冉缘堦上。曙寒人语稀，烟萝散微响。虚馆偕良知，凭襟遂元赏。稍忻清言舒，弥使离忱长。故人不在兹，江湖屡延想。颇闻漳滨卧，尚乏剡谿访。仿佛穷巷深，闲扉掩榛莽。萧晨讽道书，樵苏罕远往。延佇澄辉遥，无由慰悽惘。征鸿下层云，疏梅澹幽幌。庶几溯微波，缄情托吴榜。(59)
    王昶为惠栋的《周易述》作跋曰：
    易综天人，广大无不包。儒者据其一德，往往演之而合。然自七十子殁，山东大师各得所传以教，故汉易多孔氏之遗，京氏房、郑氏康成、虞氏翻、荀氏爽，其尤著者。独亡佚已久，其略仅存于李氏易解，而采摭不备，彼此互见。且所撰索隐又亡，读者罕能通其术。我友惠定宇先生，研群经义疏，以逮魏晋六朝之书，有涉于易者，旁通而曲证之，作为《易述》，而京郑诸家之法复明。杀青渐久，朽螙刓缺滋甚，周子锡瓒鳩工修补，于是是书复完可诵。定宇又有《易汉学》，盖易之纲领，不读《汉学》，不知《易述》所以作，周子将梓以冠于书首，学者由是而服习焉。微言大义，左右逢源，不复有断港绝潢之叹已。(60)
    由此可见王昶已深得惠栋之学。王昶十分佩服惠栋的汉学造诣，故青年时代起就以惠栋阐扬的汉代郑玄学说为追求，曾经以“郑学斋”为书室名。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在京应顺天乡试时，为以“郑学斋”为书斋室名的王昶撰文：“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名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61)
    王昶治经深受惠栋影响，“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62)并认为惠栋的学术主张影响十分深远，“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惠栋)发之。”(63)
    正是在惠栋的影响推动下，才有更多学者们加入到研究汉学的队伍中，可以说乾嘉大家中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均直接受到他的影响，他的弟子江声、余萧客、王昶等人深受沐浴，且惠及再传弟子江藩、顾广圻、阮元等人。
    三 卢见曾对惠栋的倾力扶助
    卢见曾认为幕主与幕宾之间要相互敬重，在《芍药》一诗中，他曾以并蒂而开的两朵芍药花来形容主客关系：“花开对向面西东，主客筵分缱绻同。”(64)正是这种尊重，使得卢见曾和惠栋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卢见曾不仅聘请惠栋等人助其校刻书籍，还不时邀上这些文人雅士，结伴出游，欣赏美景放松心情。夏日观荷赋诗便是他们的一种轻松活动项目。扬州江园是观赏荷花的好景点。“荷浦熏风，在虹桥东岸，一名江园……园门在虹桥东，竹树夹道，竹中筑小屋，称为水亭，亭外清华堂、青琅玕馆。”(65)“江园门与西园门衡字相望。内开竹径，临水筑曲尺洞房，额曰银塘春晓。园丁于此为茶肆，呼曰江园水亭，其下多白鵞。清华堂临水，荇藻生足下。”(66)在王昶与陶元藻的诗歌中都有惠栋的身影出现。王昶的《卢运使雅雨见曾招同张补山庚、陈愣山撰、朱稼翁稻孙、金寿门农、张渔川四科、王载阳藻、沈学子大成、陈绶衣章、董曲江元度及惠定宇、江宾谷诸君泛舟红桥集江氏林亭观荷分得外字三十八韵》一诗载于《春融堂集》卷六《述庵集》，作者已注明此集为丁丑(乾隆二十二年)、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年作品。该首诗题中明确记有惠定宇，而定宇是惠栋的字。虹桥又名红桥。而惠栋在乾隆二十三年春就已离开卢见曾的扬州幕府，所以可以断定此诗是乾隆二十二年的作品。另外陶元藻作有《五月十八日同宫方伯尔劝、卢运使见曾、罗太史暹春、鞠太史逊行、周分司宣猷、王舍人昶、马孝廉荣祖暨文学陈章、陈皋、金农、沈大成、惠定宇、王篙高、严长明、方和、查祖香、释复显等六十二人会于江园观荷各赋五古一首分得菊字》一诗。(67)卢见曾在掌两淮盐运使之际，提倡风雅，延揽胜流，“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68)
    卢见曾与惠栋两人关系十分融洽，除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外，卢见曾还时常将自己的一些文章交给惠栋评论。例如惠栋评卢见曾的《〈周易孔义集说〉序》云：“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69)评《〈马相如遗稿〉序》曰：“叙生死离合处笔墨不多，令读者无限感慨先生笃于气谊，故字字从真情发露，文章简贵，妙在能留。惠定宇”(70)。评《〈李啸村三体诗〉序》曰：“通篇以穷字贯，文情往复，掩抑多姿，以视庐陵梅都官诗序，冰寒于水矣。”(71)评《〈张榆村平山诗草〉序》曰：“序诗而不专主于诗，若即若离，作者实得诗人妙悟之旨。”(72)《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后有评论：“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疑作宫--引者)，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历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碑记简洁，不支不曼，后之莅是土者，读是文可以窥见先生之文章政绩云。”(73)《重修天津府武庙碑记》后惠栋则云：“以发扬蹈厉归到主敬工夫，直是看得义理透彻，使洛闽诸儒，见之当亦首肯。”(74)如此等等，不再列举。
    卢见曾赞赏惠栋之学，对其著作传世同样很重视，并大力阐扬。惠栋生前在卢见曾幕府中，卢氏帮助惠栋刊刻了《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而惠栋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周易述》，则是在他去世的当年，由卢见曾付梓得以存世的。
    惠栋喜好王士禛诗，因而为其诗集详尽注释，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搜采博洽，贯穿掌故，亦为世所传。”(75)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渔洋山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他著述丰富，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话》、《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其著述以诗为最精妙，主神韵，诗句明丽博雅，高华浑厚。乾隆年间，有些人不喜好王士禛的诗歌，惠栋则认为，“近来不喜渔洋诗者，皆天分过高之人。及观其自作诗，于渔洋之秘，则概乎未之有闻也。诗，小伎耳，犹如此，以此知学问之难。”(76)又推崇曰：“渔洋诗能尽窥古人之秘，择善而从，故当时有集大成之目。”(77)在笺释时，惠栋非常严谨，广泛搜集王士禛的著作，其《凡例》云：“山人生平著作等身，余所见者，共八十余种，别著于录。其未见者十之一耳……每有遗文逸什与诗辞相发明者，必全录之，以备阙略。又诸集中诗句间有异同暨原注未备者，一并采入。”(78)而且他充分利用自家丰富藏书资源，务求第一手资料，“撰《训纂》时，每见异书，珍其僻秘，往往避习见之本，而津逮焉。集中所采书目共数百余种，不敢一字拾人牙后慧也。”(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