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邻县文人陈洪□所撰。从这段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姚街文人在平乐府内的交游状况，同时亦反映了街内文人与官府有着密切的来往。
    八大宗族汉化、考科举的直接原因，在于清初立户过程中不同群体对田产的争夺。其结果在宝珠观的北帝信仰中有清楚反映。当地社会有这样一个传说：
    北帝庙前的两只石狮子以前曾和篁竹一个庙前的两个石狮子，因为在同钟争吃稻田而打架，最后因为宝珠观的北帝法力比篁竹的神的法力要大，所以北帝的石狮子打赢了。北帝后来就派两只石狮子守住同钟。(24)
    这个故事作为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当地与周边地区曾经因为田产纠纷而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宝珠观实质上是黄姚街八大宗族联合对付外界，维护其利益的重要手段。前文所提及的正月初二游鱼龙、三月初三的游北帝，都是巩固八大宗族的重要手段。
    八大宗族在清以后组成了利益同盟，联合控制了宝珠观。始建于万历年间的宝珠观在清以后实际是黄姚社会的权力中心。值得玩味的是，清代昭平县的樟木林分司就设于宝珠观旁的准提阁，这一空间格局反映了宝珠观既有民间背景，亦有官方色彩。八大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透过与官府的联合得以实现的。宝珠观在康熙五十年（1711）和嘉庆十七年（1812）的两次重修，均由官府与八大宗族共倡。
    八大宗族以宝珠观为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与官府联合捐修黄姚经接米岭至县城的山路上。在宝珠观内，现仍保存着数通由八大宗族联合或者单独捐修接米岭道路的碑刻。(25) 由于接米岭为交通要道，“为凝（宁）、文、招、建龙二伍各都里赴邑郡、省城必由之路”，(26) 但又崎岖难行，从康熙至道光年间，八大家族与地方官员多次集资修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由知县钱兆沣倡导，其“捐俸开凿接米岭，险道三十余里成坦途”；(27) 第二次则是在道光廿五年（1845）知县徐士珩倡导捐修。此外，偶尔亦有士绅单独捐修其中某些路段，如莫家贡生家成在乾隆五十五年的捐修。兹抄录碑文如下：
    黄姚山环水绕，人烟辐辏，桥梁道路之□缺者，无不修理筑□，惟准提阁左一路独缺焉未理。虽非羊肠鸟□，然当夏雨淋漓，行者有颠踬之忧。国学先严有志未逮，适今春为 母上寿，乘歌台剧梨园以酬戚友。裂锦环顾，斯路果皆倾侧泥泞，难跨步焉。因先严有念，不觉慨然陨涕，遂命匠断山滑，夷险阻。使侧者正，险者平，荡荡乎如由九陌之道、四达之途。虽□蹈扬鞭阿，□又奚□□焉。□非敢侈言修千万人从往之路，亦以成先人未成之志也。云尔工竣，敬叙片语以志不忘。
    贡生莫家成谨撰
    乾隆五十五年 岁次 庚戌 仲春月立(28)
    地方乡绅、文人乐于修筑通往县城的道路，在于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此点我们可以在《昭平县志》对接米岭的描述中得以了解：
    接米岭，离县城百余里，高数千仞，皆羊肠鸟道，尤险者曰：马头、石樉，陡峭壁立，径路几绝，猺獞凭为渊薮。岭后文化、宁化、招贤诸里赴县输租，水陆迂回，途远数倍，邑侯钱兆沣捐俸开凿，化险为夷，往来便之。(29)
    显然，八大宗族与官府联合捐修接米岭道路的意义在于维持赋税道路的通畅。通过道路的捐修，官府确保了赋税的征收，而八大宗族则透过交纳赋税得以使其田产获得了官府的承认。此点在观内另外的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八大宗族通过向宝珠观捐献大量的祀田，在此基础上组成权力联盟。而这一权力结构的形成，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无籍之徒”。这点在《牛岗坪禁碑》上有清楚体现，碑文如下：
    窃□牛岗之坪，原系龙脉风水之所关，又系牧羊之地。春来田野遍耕，牛马无寄足之区，籍此地以为抚字之原则。有赖国赋从出，迩来年湮世远，多有贪利之徒籍耕为业主，甚而驱逐古塚为平地，以至栽植遍壤地，□近要地，无知者在此锄挖，以伤阴阳气脉，目击心伤，曾于前岁请匠填回，众议出字，每多视为闲言，阳奉阴违。今春合议，复立严规，嗣后倘有不遵乡约，仍往耕种锄□、任从牛马践踏餐食，斥辱不得恶言□骂。如逞刀，众议扭禀鸣官，究惩决不徇情。自是定规勒石，以永垂不朽。
    乾隆四十五年岁次庚子二月初三众立(30)
    碑文以公约的形式明确了牛岗坪为公共财产，防止贪利之徒久耕为业主。而关于无籍之徒的来源，下文做了进一步分析。这些碑刻向我们表明，黄姚街八大宗族在清代透过对各种文化、政治资源的掌控，以宝珠观为中心，结成了权力联盟，占有了黄姚地区的大量田产。今天黄姚街上仍然流传着“莫家谷、梁家祠”的说法。其意为莫家的田产是最多的，梁家的祠堂是最气派的。在访谈的过程中，不少人都告诉我们，莫家在民国以前甚至在邻县--钟山县都拥有田产。至此，我们不难理解，黄姚文风蔚然与地方社会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理解为何出现此情形，我们必须对当地民众在清初以后登记入籍的过程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