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存的几种《四库全书总目》稿本
    《四库全书总目》之编纂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六十年殿本、浙本先後刊行，历时二十余年之久。此书的纂修过程及其版本源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自清末以来，人们普遍以爲刊刻於乾隆六十年的浙本是以早於它若干年问世的殿本爲底本的，直至近20年来，这一误解才得以澄清。崔富章先生的研究表明，殿本、浙本几乎是同时刊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①。但就《四库全书总目》版本问题之复杂性而言，毋宁説这只是相关研究的一个开端。
    《总目》的正式刊行虽然很晚，但早在它问世前若干年，就先後出现过随《四库全书》入藏七阁的多种写本，其中北四阁写本最初可能入藏於乾隆四十八年，後来由於《总目》内容的变化又更换过新的写本，南三阁写本大概是在乾隆五十五年前後陆续入藏的。此类写本今天仍能看到两部残本，一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写本，今存27卷(其余各卷爲光绪间丁丙补抄)；一是天津图书馆所藏文溯阁写本，今存143卷。这两种残本内容十分近似，据我估计，应该都是乾隆五十五年左右的抄本。崔富章先生用文澜阁写本与浙本、殿本分别做了比较，认爲它才是浙本真正的底本②。然而夏长朴先生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他举出许多浙本与殿本相同，而与文澜阁或文溯阁抄本不同的例证--尤其能够説明问题的是，浙本和殿本有五种提要不见於文澜阁和文溯阁抄本，而後面两种四库抄本则有十种提要不见於浙本和殿本。基於这一发现，他认爲文澜阁与文溯阁抄本应源自同一底本，而浙本和殿本则属於同一版本系统。尽管如此，他仍倾向於认爲浙本可能是以文澜阁抄本爲底本，但在刊刻时可能还根据乾隆五十八年以後四库馆臣的某一传抄本进行过校订③。文澜阁抄本与浙本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无疑是夏文最有价值的一个发现，但遗憾的是，最终他仍止步於前人的结论。
    如果説文澜阁写本和文溯阁写本主要有助於探讨《总目》的版本源流的话，那麽现存的多种《总目》稿本则对我们研究此书的编纂过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爲前者毕竟只能反映《总目》某一阶段的版本面貌，而後者却可以将馆臣的修订过程及细节真实地呈现出来。近30年来，收藏於海内外各图书馆的若干种《总目》稿本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已成爲四库学中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尤其是近年天津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本和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影印出版，更是爲学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研究条件。目前已知的稿本共有五种，就稿本年代而言，几乎覆盖了从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末年《总目》编纂的各个阶段。通过研究这些稿本，我们可以对《总目》长达二十余年的编纂过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下面首先对这五种稿本的基本情况及其已有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和回顾。
    (一)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
    这是一部长期以来罕爲人知的《总目》早期稿本。现存48册，共计1790篇提要。封面题“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各部首册首页分别贴有“初次进呈抄録经(史、子、集)部”的笺条。版心标明某部某类，各书全按时代排序，未分别着録与存目，亦不分卷，且无页码。提要体例很不统一，颇多误字、讹字，与後来成书的《总目》以及诸阁本书前提要均有明显区别。
    该稿本已於近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④，并由台湾大学中文系夏长朴教授对它进行了较爲系统的研究。夏氏先是根据稿本的内容判断这有可能是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初次进呈本，继而又根据陈经《尚书详解》条下标注的“庶吉士汪如藻家藏本”，以及丁度《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条下标注的“侍读纪昀家藏本”，认爲此稿本的编纂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间，而似非三十九年七月的初次进呈本⑤。虽然对於该稿本的具体编纂时间目前还难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可以肯定它确实反映了《总目》早期稿本的基本面貌，其内容最接近於提要分纂稿。
    (二)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是《总目》初稿完成前後形成的一部稿本。今存一百二十三卷，綫装二十四册，其中经部四册、史部四册、子部十册、集部六册。卷端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工楷誊写，字体不一，当爲数人所抄。提要中多有馆臣删改之处，或墨笔，或朱笔，从笔迹来看，亦非出一人之手，除纪昀外，可能还有陆锡熊、张羲年等人。该稿本页码多不连续，根据页数的颠倒、脱漏等情况来判断，似乎原稿曾被拆散，後又被人重新整理装订成册，书脑中原先已有的穿綫洞眼亦可证实这一判断。
    最早研究此稿本的是沈津先生，但他对稿本年代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是笼统地説，“可以肯定，此残稿非最初的稿本，也非後来之定稿，而是不断修改中的一部分稿本”⑥。後来崔富章先生对此稿本的年代进行了进一步考订，指出稿本中收録有五种尹会一的着作提要(均有墨笔标注“毁”“删”等字样)，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因尹嘉铨爲其父会一请谥而引起的一桩文字狱，导致尹氏父子的所有着述均被列爲禁书，由此判断，此稿本当是是年二月成书进呈的《总目》初稿或其副本；至於稿本的修订时间，崔氏认爲当在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间，其理由是：稿本中的某些提要修改稿与乾隆四十七年抄讫的文溯阁本书前提要相同，又周亮工《闽小纪》於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被列入禁毁书目，而此稿本中的《闽小纪》提要并未批“删”“毁”等字样⑦。崔氏关於此稿本抄写年代的考订结论应该问题不大，但其修订时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部稿本的年代与上图残稿相同，反映了初稿完成前後的《总目》面貌。今存十六卷，綫装三册，均属史部。此残稿系1961年从北京琉璃厂一书贾处购得。书款格式与上海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完全相同，而国博所藏卷次恰爲上图残稿所缺，且两个稿本的天头部分都被切去一部分，以致部分眉批已失全貌。从这些迹象来看，这两部残稿原本应该是出自同一部书稿。
    黄燕生先生首先向学界介绍了这部残稿的情况，并对其文献价值进行评估。关於稿本的抄成年代，据他判断，应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第一次进呈之後，四十六年二月第二次进呈之前。其理由有二：第一，各书皆已注明版本来源，其中有若干种书注明爲浙江巡抚三宝、江西巡抚海成、江苏巡抚萨载等采进本(後来的《总目》通行本均已删去这些人名)，此三人的就职时间最晚在乾隆四十年十月，去职时间最早在四十一年三月，由此推断，这部分残稿当抄成於乾隆四十年秋至四十一年春；第二，《尚史》一书注明爲“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後出的殿本则作“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纪昀於乾隆四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十七年改兵部侍郎，可知这条提要的抄写时间当在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之间⑧。这一考订结论似可斟酌。首先，《总目》稿本的抄写时间与各条提要的撰写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宜混爲一谈；其次，注明“浙江巡抚三宝采进本”只能説明此书是三宝任浙江巡抚时所进呈，并不表明撰写提要时三宝仍在浙江巡抚任上。根据此稿本与上图残稿的关系来判断，它也应该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本。
    另外，辽宁图书馆亦藏有《总目》残稿一卷(卷一○三)，据称可能也是与上图残稿出自同一部书稿⑨。
    (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是《总目》编纂後期留下的一部稿本。今存六十三卷，綫装四十八册。其中经部十三册凡十八卷，史部十七册凡二十四卷，子部五册凡七卷，集部十三册凡十四卷。无卷首、目録、凡例。首尾无钤印，行间多修改字迹⑩。
    一般认爲，此残稿反映了《总目》编纂後期的面貌，与殿本之间具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崔富章先生明确指出，此系乾隆五十七年後四库馆的修订稿本，其底本与文澜阁写本相同，修订部分则与武英殿刻本相同，并进而推断此稿本实际上就是乾隆六十年刊刻殿本时所采用的底本(11)。但根据王菡教授将稿本中的修订文字逐一与浙本进行比对的结果，发现其中约有77%已爲浙本所吸收，而另外23%的修订文字基本与殿本相同，浙本则仍沿用其底本文字(12)。这种情况説明，浙本和殿本的底本都脱胎於这一稿本，只不过在浙本的底本入藏文澜阁之後，这一稿本仍在继续修改之中，因此惟有乾隆六十年付刊的殿本才能反映《总目》的最终修订结果。
    (五)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是近年刊布的一部《总目》稿本(以下简称“天图稿本”)，版本年代尚有待研究。此稿本綫装六十册，存七十九卷，其中正文七十卷：包括经部十七卷，史部九卷，子部十七卷，集部二十七卷；另有卷首圣谕、御制诗文七卷，凡例一卷，目録一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朱丝栏，单鱼尾。上书口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鱼尾下依次爲部类名及卷次、页码。版框尺寸：高21.7cm，宽15.5cm。行间及眉端有不少墨笔涂改文字，还有一些裁割粘贴的书页。此稿本原爲清宫旧物，1977年7月28日由故宫博物院划拨给当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即今天津图书馆)，但长期以来却鲜爲人知，直至近年有机会影印出版，才开始引起人们关注(13)。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先生爲此书影印本所写的前言，主要就这部稿本中所见馆臣修订文字及其文献价值做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认爲稿本中的修订墨迹皆出自纪晓岚之手，并据此将影印本命名爲《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这种説法可能还值得斟酌。稿本中确有部分涂改墨迹似乎是纪晓岚的手迹，但也不难发现一些笔迹迥异的批注文字，据此判断，可能曾有不止一位四库总纂官参与了此稿本的修订工作。
    关於这部稿本的抄写时间及修订年代，影印本前言中并没有涉及。其实对於这个问题，前人早已有所关注。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曾提到他见过的一种《总目》写本：“民国十年秋，余得四库馆精缮提要底本六十册，不全，中有纪昀涂改笔迹，所改多与今本同，而凡遇周亮工名，必行涂去，审爲乾隆五十二年以後删改之底本。”(14)今以陈文所引该稿本与天图稿本相比勘，知其所见即爲此残稿，且称该稿本六十册，亦与天图稿本相吻合。周亮工文字狱案起於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故陈垣先生因该稿本中屡见讳改周亮工名字的墨迹，遂断定它是乾隆五十二年以後进行修订的稿本。近来台湾学者夏长朴先生则根据类似的理由对它的抄成时间有一个初步判断，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於殿本”説的再检讨》的一条注文中谈及天图稿本的年代问题，认爲此稿本形成的确切年代尚待研究，但从其底本有周亮工《书影》《赖古堂诗集》，以及馆臣屡以墨笔删除李清、周亮工等人文字的迹象来看，稿本的抄成时间应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李清文字狱案发生以前(15)。
    对於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来説，天图稿本无疑具有十分丰富的文献信息和重要的史料价值，而目前对它的版本由来以及修订年代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本文将在此稿本所提供的文献信息的基础之上，参考有关纂修《四库全书》的档案资料以及《总目》其他稿本、刻本的内容，力图弄清这一稿本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