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牵涉周亮工文字狱而进行的删改，在天图稿本中屡见不鲜。该稿本底本中有周亮工着作提要三种，其中见於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的《书影》，见於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的《赖古堂诗集》，均被总纂官用墨笔勾去；见於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的《赖古堂藏书》，有批语谓“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勾去，以归画一”云云。周亮工着作遭到禁毁是乾隆五十二年八月的事情，是时《总目》仍在继续刊刻中，由此判断，这些提要也应该是总纂官审读刻本清样时所作的删改。
    第二类修订内容是乾隆五十三年以後纪昀等总纂官在天图稿本上所做的进一步修改。上文指出，《总目》的刊刻工程至迟到乾隆五十二年冬已经终止，但有确切证据表明，直至乾隆五十五年，该稿本仍在继续进行修订。
    天图稿本卷四九史部纪事本末类卷末，补入了一篇另纸抄写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书眉上批注：“此篇补在《石峰堡纪略》之後，《绥寇纪略》之前。”其提要原稿曰：“《钦定台湾纪略》：臣等谨案《台湾纪略》□□□(此处留有三字空格)卷，乾隆五十三年奉勅撰。……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後用墨笔补写卷数，作“《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末句曾被墨笔涂改爲“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恭校上”，後又删去此句(见图三、图四)(56)。李国庆先生认爲，“此篇文字用另纸重新抄写，盖改动较大故也”(57)。这一解释恐怕还值得斟酌。上文已经指出，天图稿本抄成於乾隆五十一年，而《钦定台湾纪略》系乾隆五十三年奉勅所撰，该书提要自然不会见於天图稿本底本，只能是後来补入的，并非因爲改动较多而不得不重新抄写。至於此篇提要究竟补抄於何时，以及修改於何时，还需要花费笔墨做一点考释。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考虑《钦定台湾纪略》的成书时间。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因《南巡盛典》告成而奏请议叙纂修人员，其中提到：“查方略馆於乾隆五十四年纂办《平定台湾纪略》告竣，臣等於进书摺内声明，俟《安南纪略》《南巡盛典》告成後，再将纂修、誊録、供事人等奏请赏给议叙。”(58)检文渊阁、文津阁及文溯阁本《钦定台湾纪略》书前提要，均称“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上”，这应该就是此书的纂成进呈时间(59)。
    天图稿本补抄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原本也题爲“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且篇首称“臣等谨案”云云，这显然不是《总目》提要的格式，而是库书书前提要的格式。这种情况应当作何解释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题名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抄本，綫装八册，不分卷。每半叶八行，行廿一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全书无通贯页码，每篇提要页码自爲起迄，其实是以若干篇书前提要汇编而成的。今存提要105篇，包括经、子、集部各若干种，独缺史部(6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提要都是严格按照四库书前提要的格式抄写的，末句一律爲“乾隆 年 月恭校上”，年月皆留空待填。据我判断，这是由翰林院按照统一格式抄写的四库书前提要底本，每篇提要至少应抄録七份，供七阁全书采用，当每种书抄校完毕後，只需将这些业已按照统一格式抄好的书前提要填上年月即可。补入天图稿本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想必就是这麽个来历。不过，与其他书前提要底本皆空缺年月未填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书爲四库官修书，修成後即同时抄入内廷四阁全书，故翰林院抄写的书前提要底本已按照该书的纂成进呈时间填写了年月。
    那麽，爲何这篇提要原来所题的“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又被墨笔涂改爲“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呢？我估计这篇提要被补入天图稿本的时间，正是在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左右。大概当时某位誊録监生按照总纂官的要求找来一份翰林院抄写的书前提要补入其中，但因此书书前提要底本卷数留空未填，於是又根据另一种书前提要补入卷数。而这“另一种书前提要”，估计是出自当时刚完成覆校的南三阁全书。南三阁全书的覆校工作始於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至五十五年六月才基本完成(61)，当时南三阁书仍贮存於武英殿内，取校最爲方便。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可以知道，成书较晚的四库官修书，大都是在此次覆校时才被补抄入南三阁的，《钦定台湾纪略》可能就是如此，因此“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应该是它抄入南三阁的时间。补入天图稿本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想必就是根据某种南三阁书前提要增补卷数，并将提要底本的“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依书前提要涂改爲“乾隆五十五年七月”。然而因爲这不符合《总目》提要的体例，所以後来又被总纂官删去此句。
    通过以上考证和分析可知，《钦定台湾纪略》提要是在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左右补入天图稿本的，而总纂官对这篇提要所做的删改，当然更是在此之後了。天图稿本中目前可以考知的修订内容，这是时间最晚的一条。
    《四库全书总目》早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即已纂成初稿，并於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定本，但此後仍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修订过程。天津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使学界得以了解此书後期修订过程的若干关键环节，对於进一步探索殿本、浙本的版本源流也不无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给予足够重视。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与朱玉麒教授及苗润博、邱靖嘉、陈晓伟、任文彪、赵宇诸君往复切磋，获益良多，谨此铭谢。
    ①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1992年，第159-173页；《〈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4-108页。
    ②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第152-159页。
    ③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於殿本”説的再检讨》，《台大中文学报》第40期，2013年3月，第249-290页。
    ④《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台北“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⑤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年6月，第165-198页。
    ⑥以上皆见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33-177页。
    ⑦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第159-166页。
    ⑧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1991年，199-219页。
    ⑨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第160页。
    ⑩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学遗産》2006年第2期，第121-128页。
    (11)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