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崔氏《春秋》三书的排列顺序，诸阁本与《总目》各不相同。《总目》的先後顺序是《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文渊阁本的顺序是《春秋经解》(附録《春秋例要》一卷)、《春秋本例》，文津阁本的顺序是《春秋本例》《春秋经解》(附録《春秋例要》)，文溯阁本的顺序是《春秋本例》《春秋例要》《春秋经解》。需要附带説明的是，由於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皆将《春秋例要》作爲《春秋经解》的附録，曾经引起过某些误会。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纪昀在向高宗奏报覆校文津阁全书结果时，提到发现的诸多问题，包括“遗失《永乐大典》书三部”，其中一部即爲《春秋例要》，谓“此书宋崔子方撰，乃子方《春秋》三书之一。通志堂所刻经解，仅有两书，佚此一种，久无传本，主事杨昌霖从《永乐大典》辑出补完。今架上未收”云云(45)，就是因爲《春秋例要》被附於《春秋经解》一书後，以致覆校时误以爲此书辑本已经遗失。上文提到，天图稿本《春秋例要》提要先是被墨笔勾去，後又有三角恢复符号。大概也是因爲馆臣在修订《总目》时，曾与文渊阁本或文津阁本进行核对，发现库书并无《春秋例要》一书，故一度打算将该书提要径行删去。
    根据上文谈到的馆臣批语，同时考虑到崔氏《春秋》三书诸阁本书前提要与《总目》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可以对天图稿本与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的关系做出如下推断：这个稿本应该是乾隆五十一年爲刊刻《总目》而抄缮的一个清本。当时可能同时抄了两部清本，一部用於刻板，另一部用於总纂官最後审定，而天图稿本就是後一个本子。估计当时的工作程序，应是一边刻板，一边刷出校样来供总纂官审定，天图稿本上留下的那些批语，正是总纂官纪昀等人针对校样中发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修改意见。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天图稿本卷二七的馆臣批语做出合理的解读。最关键的一段文字仍是见於《春秋经解》提要的那条眉批：“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据我估计，可能在该卷雕板之时，某位馆臣发现《春秋本例》提要没有介绍作者崔子方其人，也没有“子方有《春秋经解》，已着録”之类的话，而竟未注意到前一篇《春秋经解》其实已有作者履历，於是便用翰林院底本或某一阁本的书前提要替换了该书提要，并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两篇提要的先後顺序进行了调整(46)。这样一来，《春秋经解》和《春秋本例》两篇提要遂重复出现作者履历，且两书先後顺序也与《总目》底本不同，故总纂官在天图稿本《春秋经解》提要眉端写下“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的批语，就是针对此事而发。
    从天图稿本卷二七所见其他几段馆臣批语中，也可以看出它与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的关系。上文指出，《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篇提要均有若干增补修改的内容，且提要上方又都有“匀出一行”的眉批，《春秋经解》提要眉批要求“照此本改刻四页即合缝”，《春秋例要》提要眉批又称“共成四页零二行，与刻板合缝。只消挖板心一卷，不必全刻矣”。这些眉批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要求将这三篇提要增补修改之後多出的两行文字挤进此四页(即卷二七叶1a-叶4b)之内，这样只需重刻四页即可，而不必整卷都重刻(47)。
    综上所述，根据笔者对天图稿本所见馆臣批语所做出的上述分析，可以判断该稿本的来历，它很可能是乾隆五十一年爲刊刻《总目》而抄缮的一个清本，是专供纪昀等总纂官根据它来审读刻本清样时使用的，故上面留下了若干针对刻本而提出的校订意见。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将天图稿本的抄写年代确定爲乾隆五十一年。
    四、天图稿本所见两类不同性质的修订文字
    不过，在对天图稿本的数百处修订文字及眉批进行逐一梳理之後，笔者发现它们并不都是针对乾隆五十一年刻本而提出的校订意见。实际上，天图稿本的修改内容及修订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有迹象表明，即便在乾隆五十一年刻本因故中辍之後，四库总纂官仍继续在这个稿本上进行《总目》的修订工作，且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因此，究竟哪些内容是总纂官审定五十一年刻本清样时进行的校改？哪些内容是後来做的进一步修订？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修订文字，需要加以仔细辨析。由於这个问题与《总目》初刻本的刊刻时间直接相关，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从乾隆五十一年开始刊刻的《总目》，到底是什麽时候被终止的？
    上文提到，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军机大臣在向高宗禀报禁毁李清着作的情况时曾透露：“现在刊刻《总目》，应一并查明改正。”(48)説明是时《总目》尚在刊刻中。又天图稿本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赖古堂藏书》提要旁有批注云：“《赖古堂藏书》，周亮工编。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勾去，以归画一。”(49)这里説的“宋字刻本”即是指乾隆五十一年刻本，而周亮工着作遭到禁毁是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以後的事情(50)，馆臣批注既称“宋字刻本已删”，説明此卷雕板已在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以後，故此条提要被删去未刻。这麽看来，从乾隆五十一年开始刊刻的《总目》，直至五十二年八月尚未中止，且至少已经刻完134卷。
    据曹文埴説，乾隆五十一年的《总目》刻本最後被叫停，是因爲“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51)。所谓“奉旨查办四阁之书”，是指乾隆五十二年内廷四阁全书的第一次覆校。是年五月，因高宗发现文津阁《四库全书》“讹谬甚多”，下令对北四阁全书进行全面覆校。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系由纪昀亲自带队前往热河覆校，始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至次年正月才结束(52)。据我估计，《总目》的刊刻之所以半途而废，大概就是在乾隆五十二年十月文津阁《四库全书》覆校工作开始以後，纪昀发现提要中的错误太多，必须再做进一步修订，於是才不得不决定放弃这个已经刻完一多半的本子。
    如上所述，《总目》之刊刻大约终止於乾隆五十二年冬，根据这一时间綫索，大致可以将天图稿本中的修订内容分爲两类：一类是乾隆五十一、五十二年间纪昀等总纂官根据底本审定刻本清样时提出的校订意见，另一类是乾隆五十三年以後总纂官在该稿本上所做的後续修订。下面拟选取典型例证，分别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修订文字加以区别和説明。
    第一类修订内容主要是四库总纂官审定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清样时提出的校订意见，除了上一节谈到的馆臣批语之外，还有不少是直接对提要进行增删的文字。如见於天图稿本卷一三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的明祝彦《祝氏事偶》提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此篇提要中的一段文字，在天图稿本底本和修改稿，以及後来的《总目》浙本和殿本中都各不相同(详见表一)，从中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历经多次修订的痕迹：
    因李清、周亮工文字狱案皆发生於乾隆五十二年，故抄成於乾隆五十一年的天图稿本尚无任何避忌，以《祝氏事偶》与李清《诸史同异》、周亮工《同书》相提并论；但天图稿本中有墨笔删改的字迹，经总纂官修改後的相关段落已将提及李清的内容予以删除，只保留“周亮工之《同书》”一句，可见此处之删改当是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李清文字狱案之後、同年八月周亮工着作遭到禁毁之前；後来浙本又改称方中德《古事比》，显然是忌讳周亮工的缘故；而殿本最终改作陈禹谟《骈志》，并非有何违碍，可能是觉得以方中德《古事比》加以比拟似有不妥(53)。《总目》对方中德《古事比》的评价并不高：“其书以古事之相类者排比成编，然徵引虽博，挂漏实多。”(54)而对陈禹谟《骈志》的评价则胜过前者：“大抵简核不及赵崇绚之《鸡肋》，而博赡则胜方中德之《古事比》也。”(55)这样看来，浙本称《祝氏事偶》“大致与後来方中德《古事比》约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云云，确实是不大合适的。《祝氏事偶》提要的这段异文能够説明很多问题，仅就天图稿本的删改内容来看，可以肯定是四库总纂官审定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清样时所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