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图稿本的某些提要内容，向我们提示了一些初步的綫索。卷一四八集部楚辞类：“《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国朝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勅补绘。”(32)但何时成书时间不详，检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本书前提要，皆署“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据此推断，此条提要的撰写时间当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後，四十九年十一月之前。又卷五○史部别史类《契丹国志》提要云：
    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又书爲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胡安国説，乃称安国之谥，於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至杨承勳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説，以爲变不失正，尤爲无所别裁。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33)
    这篇提要的内容与高宗乾隆四十六年的一首上谕有直接关系。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当第一份《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即将全部抄缮完毕之际，高宗抽閲《契丹国志》时发现了许多他认爲非同小可的问题，其一是“体例混淆，书法讹舛”，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其二是“失君臣之体”，妄称胡安国之谥；其三是所谓“华夷之见”，称五代时劫父叛君的杨承勳爲“变不失正”。於是馆臣遂请撤出此书，但高宗不同意采取这种简单的处置办法，遂於是年十月十六日下旨，要求重新改编《契丹国志》，“着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34)。很显然，天图稿本的《契丹国志》提要已经是根据高宗上谕重新撰写的文本，那麽这篇提要又写於何时呢？这要结合《契丹国志》改纂成书的时间表来考虑。据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日的一件军机处上谕档记载説：“《契丹国志》改纂已竣，现在缮写正本进呈。”(35)这是改纂成书的时间。又据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的一件军机处上谕档説：“遵查《契丹国志》於四十六年奉旨改纂，四十八年二月办竣进呈。谨将四库馆写出正本呈览。”(36)这是正本抄缮完毕进呈御览的时间。而文溯阁、文津阁、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则分别题爲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四十九年三月和四十九年十一月，这是诸阁库书抄缮完毕的时间。据此判断，《契丹国志》提要的重新撰写应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办竣进呈”前後，撤换《总目》原提要、抄入天图稿本当然更是在这之後的事情了。
    根据以上论证，可将天图稿本的抄写时间上限大致划定在乾隆四十八、四十九年，其下限最迟不会晚於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当然，这只是根据上文的考订结果提出的一个初步时间框架，并非本文的最终结论。
    三、天图稿本与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的关系
    那麽，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爲明确的证据，对於天图稿本的生成年代给出一个更加准确的结论呢？幸运的是，这个稿本上留下的某些四库总纂官批语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綫索。
    其一，天图稿本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在《赖古堂藏书》提要处有一浮签，上有批注云：“《赖古堂藏书》，周亮工编。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勾去，以归画一。”(37)
    其二，天图稿本卷二七经部春秋类二有崔子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书提要，《春秋经解》提要眉端有馆臣批语：“照此本改刻四页即合缝。”其後又有笔迹相同的小字批语：“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见图一)此篇提要末有墨笔增补16字，上端有批语“(匀)出一行”；下一篇《春秋本例》提要多有修改，上批“匀出一行”；再下一篇《春秋例要》提要先是被墨笔勾去，後又有三角恢复符号，此篇提要亦多有修改，眉端批“匀出一行”，其後又有小字眉批：“共成四页零二行，与刻板合缝。只消挖板心一卷，不必全刻矣。”(见图二)(38)
    图一 《春秋经解》提要眉批
    图二 《春秋例要》提要眉批
    以上馆臣批语对於弄清天图稿本的来历至关重要。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馆臣批语中提到的“刻本”“宋字刻本”等説法，上文説到，《总目》最早的刻本--殿本、浙本的刊行都已晚至乾隆六十年，故此处所谓的“刻本”，显然与殿本、浙本无关。不过有证据表明，在殿本、浙本问世之前，《总目》曾一度付梓，後又因故中辍。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在殿本《总目》刊刻完工之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曹文埴曾给高宗上过一封奏摺，其中説到：
    臣曹文埴谨奏，爲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敬谨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事。窃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39)
    另外，曹文埴之子曹振镛在爲其父所作的行状中也説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四库全书总目》刊刻竣工，进呈御览。先是，先公於丙午年(按即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仰荷俞允，後因提要有更改处停工未刻”(40)。这一记载亦可从当时的档案材料中得到证实，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军机大臣在奏报禁毁李清着作事宜时提到：“现在刊刻《总目》，应一并查明改正。”(41)説明此时《总目》正在刊刻之中，恰好可以印证曹文埴的上述説法。
    据曹文埴説，他曾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并得到高宗允准，後因纪昀等奉旨覆校北四阁书，其中提要多有需要修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这应是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以後的事情。据我判断，天图稿本所见馆臣批语中提到的“刻本”或“宋字刻本”(42)，应该就是指这一刻本。
    那麽，天图稿本与乾隆五十一年的《总目》刻本究竟是什麽关系呢？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前述天图稿本卷二七的馆臣批语做一认真分析。上文提到，该卷《春秋经解》提要眉批称“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云云，这里説的“履历”显然是指提要所述该书作者崔子方生平。《春秋经解》提要开端有一大段文字考证崔子方的履历：
    《春秋经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彦直，号西畴居士。晁説之集又称其字伯直，盖有二字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尝知滁州，曾子开爲作《茶仙亭记》，《经解》诸书皆罢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无传，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称其於绍圣间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陈振孙《书録解题》所载大略相同。朱震进书劄子亦称爲东川布衣。彝尊之説，不知何据。惟《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一条云：“子方与苏、黄游，尝爲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刻石醉翁亭侧，黄庭坚称爲六合佳士。”殆彝尊误记是事，故云然欤。
    需要説明的是，天图稿本卷二七所载崔子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书提要，浙本《总目》与天图稿本底本相同，殿本《总目》则与天图稿本之修改稿皆同，而无论是天图稿本的底本还是修改稿，都仅有《春秋经解》提要谈及崔子方履历，後二篇提要则不再重复介绍作者生平，这与《总目》一书的体例是完全吻合的。
    然而，若将此三书提要与诸阁本书前提要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两点差异。首先是《春秋本例》的提要内容，两者明显不同。天图稿本《春秋本例》提要云：“《春秋本例》二十卷(内府藏本)，宋崔子方撰。是书大旨以爲，圣人之书编年以爲体，举时以爲名，着日月以爲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而文渊阁、文津阁和文溯阁本书前提要皆曰：“《春秋本例》二十卷，宋崔子方撰。子方字彦直，涪陵人人介而有守，黄庭坚极称其贤。绍圣中，罢《春秋》取士，子方三上书乞复之，不报。其爲是书也，大旨谓圣人之书编年以爲体，举时以爲名，着日月以爲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乃列一十六门，皆以日、月、时例之。”(4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春秋经解》提要已对作者履历做过详细考证，但《春秋本例》一书的诸阁本书前提要仍然有一段介绍崔子方履历的文字，想必这应该反映了提要初稿的面貌(44)，而《总目》编纂过程中因对体例做过整齐划一的工作，故已将《春秋本例》提要中有关作者履历的文字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