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处客商辐辏去处，若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截客货者，不论有无诓赊货物，问罪，俱枷号一个月……凡捏称皇店，在于京城内外等处，邀截客商，掯勒财物者，俱拿送法司问罪。(42)《明会典·商税》中的“禁例”也载：
    成化十五年，令京城九门监收钱钞内官及各处抽分厂，不许将不该抽货物，违例抽分……弘治元年，令顺天府委官二员……遇有收税官攒巡栏，串同本处豪强无籍，迎接客商在家，不令亲自投税，多勒银物，少纳钱钞者，就便拿问……正德七年，令正阳门等七门门官……不许纵容门军、家人、伴当，出城罗织客商，阻截车辆，索取小门、茶果、起筹等项铜钱。(43)不仅如此，《皇明条法事类纂》里亦收有成化年间发布的《权豪无籍之徒搅扰商税者枷号三个月满日发落例》、《禁约势豪邀截客商勒要地铺钱》等条例。(44)另从嘉靖之后的笔记史料中，还可找到一些明代士人提醒地方官民警惕奸牙骗害的言论，如叶权称：
    今天下大马头……最为商货辏集之所，其牙行经纪主人，率赚客钱……孤商拼性命出数千里，远来发卖，主人但以酒食饵之，甚至两家争扯，强要安落。货一入手，无不侵用，以之结交官府，令商无所控诉，致贫困不能归乡里……为民上者，当知此弊。(45)同生活于嘉、万时期的李乐也指出牙行负骗商人实为地方通弊之大者，他呼吁地方长官对此能加以“出示晓谕”，甚至断言这等行径乃“天不容，地不载，世间极恶大罪也”。(46)可见明代政府一直注意避免使商人在商事纠纷中遭到非法盘剥，并尽量妥善处置商人与牙行的关系。而明政府及士人对杜绝豪牙权要欺商禁令的反复重申，在透露出商人经商环境并不理想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法律立意毕竟还是落脚在对商人正当权益的保护上。
    三、商人在商事诉讼中的权利地位
    明代商人遇到商业纠纷时经常诉诸司法手段寻求解决。如《问刑条例》载：“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47)这表明商人经常为商事纠纷发动法律诉讼。(48)当时遗留下来的判牍和碑刻文献中，保存了不少有关商事诉讼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明代国家体系内商人的法权地位状况。
    《盟水斋存牍》是崇祯末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所撰的判语及公牍专集，内容较多关涉商事案件的审判经过。其中有惩治牙人冯敬涯、韩振海等侵骗客商资本的案例，牍载：
    审得贾人之商于粤者，近无不饱牙侩之腹，小则倾赀，大则丧命……冯敬涯、冯禧之父子……照票追给，以慰孤客，毋使间关跋涉而来徒供棍辈之鱼肉也。(49)
    审得韩振海，牙行之无赖者也。有陕西丝客吕鹏等投行发卖，振海为之居停……其郭养锦等，俱散买铺家，其间完欠不一，总责成于振海一人……合断郭养锦等名下各照数追还吕鹏。而振海所收侵，亦复不少，严比给客，得寸则鹏之寸，得尺则鹏之尺也。(50)又如查办欺诬商人的棍党奸宄：
    审得铁商陈卢兴等，以梁敬鸾、何天佑等结党要截，朋奸横诈，激而控宪……有一种商人，即有一种光棍，耽耽而视之，商旅不能出于其涂，最可发指……应重惩之，以安商贾之行李。(51)
    审得刘合兴之以抄商控也，以棍党之集于省城者，专以剽掠异贾为生涯……若李志、许瑞辈是也。查合兴以闽商飘风入粤……告饷给引……似于国饷有裨而于地方无害……合兴辈已造船装货……地方无赖因乘机鱼肉之，倘置不问，势不可遏。商人鸡肋有几，堪供咀嚼，毋乃非王者商贾藏市之仁政乎。不若听其输饷归闽，自给引而行。李志、许瑞事发在逃，立案照提。(52)
    普通客商艰辛跋涉，势单利微，谋生本已不易，且还时常受到地方豪牙恶霸的敲诈凌侮，以上几篇判牍主要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初衷出发，表达了对远道孤商不幸遭遇的怜恤之情。
    商人间在合伙经营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纠纷，如：
    审得唐灿玄、梁星阁共本逐末，以结帐不清遂兴雀角……因押至经历司，同原中黄砺庭等细算竟日，具数如左……而灿玄别出合同，称尚有本银三百余两……星阁又称并簿为灿玄伪为……总之，人以利交，自以利败。负心渝盟，市井之态大概如斯。应依簿公算断给，执照涂抹，并各杖之，以为见利忘义之戒。(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