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常熟县禁革木铺当官碑》，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69条，第106-107页。
    (58)《常熟县裁革典铺代备各衙门铺陈碑》，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18条，第181-182页。
    (59)《常熟县严禁致累绸铺碑》，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条，第3页。
    (60)《院道移会浒墅关禁革盐商银钱船钞与铺役生情指索碑示》，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49条，第233-234页。
    (61)申时行等：《明会典》卷35，《户部二十二·课程四·钞关》，第245页。
    (62)范金民指出：“明清时期特别是国家和地方财政窘紧时期，商人经营的法律环境是相当险恶的……商业铺户不断地告官告役，官府不断地就具体控诉作出维护商铺的禁令，但是却缺乏对衙门吏胥行为的普遍约束条例，禁令越具体，越难约束名目繁多的吏胥的作弊行为。商铺有可能获得了法理上的胜诉，而难以获得实际利益上的胜诉。”见范金民等：《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第11-12页。
    (63)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2，《科举开设》，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525页。
    (64)申时行等：《明会典》卷78，《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第452页。
    (65)《万历野获编》云：“景泰以后，胄监始有纳马之例，既改为输粟，初不过青衿援例耳。既而白身亦许加倍输纳，名曰‘俊秀子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5，《科场·纳粟民生高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05页。
    (66)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106，《蒋次公墓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55页。
    (67)谢肇淛：《五杂俎》卷14，《事部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2-413页。
    (68)陈暹：《立运学以育遗才议》，载史起蛰、张矩：《两淮盐法志》卷5，《法制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20页。
    (69)李卫：《敕修两浙盐法志》卷15，《商籍·科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1737-1739页。
    (70)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卷2，《运治·敷教》，《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526页。
    (71)李卫：《敕修两浙盐法志》卷15，《商籍·人物》，第1792-1793、1796页。
    (72)吴吉祜：《丰南志》卷10，《杂志·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9页。
    (73)王国安等：(康熙)《浙江通志》卷26，《名宦一》，《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浙江》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41页。
    (74)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9，《吴宪》，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1041页。
    (75)汪道昆：《太函集》卷66，《摄司事裴公德政碑》，《续修四库全书》第1347册，第533页。
    (76)袁世振：《两淮盐政编一·附户部题行十议疏》，载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74，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03页。
    (77)［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傅衣凌、黄焕宗译，《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
    (78)有关明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及向“绅商”支配结构演变的论述可参见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25-327、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