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曹旅宁先生亦指出：“石”是行用于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地计量单位，自古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田一石相当于旧制六亩三分。(参见氏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李建与精张诤田案”中“石”的解释》，武汉大学简帛研究网2007年6月24日)。周群先生指出，其他地区如安徽、太湖、霍邱、兰州等亦有用“石”或者“斗”、“升”作为田地计量单位的习俗，即以耗费种子的数量来表示其田地面积的大小，但各地之“一石”所对应的“亩数”则各不相同，有五亩、六亩、六亩三分、七亩三分、十亩乃至一百二十五亩者，因而主张不能用“六亩三分”来直接换算东牌楼简中的石(参见氏著《用“六亩三分”来解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石”时应谨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网2007年7月1日)。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笔者的家乡重庆市武隆县、南川县的部分地区，民间亦习用“石”作为田地面积的计量单位，不过情况稍显复杂。首先，虽然升、斗、石的换算均采用十进制，但各地的量器大小并不统一，对应的重量自不相同，比如最常用的升，南川县行用小升、架升，1架升=5斤，1小升=2.5斤；武隆县行用合升、米升，1合升=6斤，1米升=5斤；如此则南川县的1石=500斤，武隆县的1石=600斤。其次，计量的对象不同，对应的重量也有别，比如以武隆县的量器为准，1石玉米=600斤，而1石稻谷=350斤。再次，用“石”作土地计量单位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按耗种量计，以稻田为例，通常表述为“若干石种的田”；二是按产量计，仍以稻田为例，通常表述为“若干石谷的田”。以武隆县为例，据父辈所言，在集体生产时期，1亩稻田的耗种量为10斤左右，亩产量为300斤左右，大约“1石种的田=100亩田”，“1石谷的田=1亩田”。本简中因后文有“田八石种”、“二石种”之说，故以耗种量计进行讨论。
    (1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推算没有考虑时代、地域、亩制、量制以及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并不能代表实际情形，只是提供参照而已。
    (12)需要说明的是，不论“百[一十六]石”还是“百[十七]石”，都只是推测，并不足以据此否认整理者原释文，在这里提出来仅供参考而已。
    (13)在修订本文的过程中，看到裘锡圭先生曾讨论过“比晓”的解释，他指出，“比晓，张、昔不还田”，当读作“比晓张、昔，不还田”，意思是“接连晓谕张、昔二人，但他们仍不还田”。参见氏著《读〈长沙东牌楼七号古井(J7)发掘简报〉等文小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期，岳麓书社2006年版。
    (14)分别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第109页。
    (15)叶玉英博士将此字释作“得”(参见氏著《东汉简牍〈和从书〉所见东汉若干制度探索》，《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亦未安，因从图版来看，其字左部从“女”无误。
    (16)参见黎石生《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初探》，《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期，岳麓书社2006年版。
    (17)参见贾丽英《从长沙东牌楼简牍看汉代出嫁女的财产继承》，《光明日报》2007年7月13日史学版。叶玉英《东汉简牍〈和从书〉所见东汉若干制度探索》，《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8)《汉书·杨敞传附弟恽传》载：“初，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
    (19)其券文云：“中平五年三月壬午朔七日戊午，雒阳大女房桃枝，从同县大女赵敬买广德亭部罗西造步兵道东冢下余地一亩，直钱三千，即日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5。
    (20)其券文云：“嘉平五年七月庚寅朔十四日癸卯，广武乡乐成里刘元台从同县刘文平妻买得代夷里冢地一处，贾钱二万，即日钱毕……”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文物》1980年第6期。
    (21)其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卖万五千……”严可均：《全汉文》卷42，王褒《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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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1]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4]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