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李升是赘婿以及李升对妻子精姃的遗产没有继承权的判断，不充分。主张李升是赘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沿用整理者关于“娨取”一词的释读，认为李升是采取某种手段与精姃成婚，他们的婚姻是非常态的入赘婚。实际上这一理由恰好与李升为赘婿的结论相悖，如果李升为赘婿，其地位低下，则他不太可能采取某种非常手段强制达到与精姃结婚的目的(认为李升和精姃的婚姻与南方地区少数民族“走婚”以及“不落夫家”婚俗有关，也主要是基于整理者对“娨取”一词的释读，从而将其与“抢婚”习俗相联系，本文不赘述)。认为李升对妻子的遗产没有继承权的理由是，在本案中李升没有出面提起诉讼，在分田的和解协议中也没有提及李升。事实上，本案中的诉讼提起人为李建，只能说明本案的控方代表为李建，并不意味着李建是母亲精姃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实际上也不难判断，如果李建胜诉，则全家人包括李升及儿女们都是受益者。且已成年的李建作为家中的“嫡长子”，既有责任也有资格代表全家提起诉讼，更何况从策略上考虑，以嫡长子的身份出面“讨回”母亲留下的田产，更容易获得司法同情和舆论同情，从而增加胜算。
    [说明：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怡先生、赵凯先生及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先生的指教和帮助，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李明和先生的讨论亦受益良多，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包含两种形制比较特别的简牍，整理者分别称之为“B型封检”和“C型封检”。B型封检两侧向下倾斜，封泥槽居中，有间隔三道槽；C型封检形体较大，文字书写于槽内，部分简字数较多，书写规整，有完整内容。二者显现出-种组合关系，即可用契合的方式进行封盖。虽然在这批简牍中没有找到二者能够完全契合的实物，殊为遗憾，但是根据简影图版、简文内容、封检形制、封检书写格式以及实物检测等方面来看，这种所谓契合式的封检形制，很可能是“合檄”的形制和样式之一。
    ②参见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2005年第12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七号古井发掘报告》第21页“长沙东牌楼七号古井出土简牍统计表”，以及第34页“彩版二”，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③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以下简称《东牌楼简》)，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④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研读班：《〈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校订稿》(以下简称《释文校订稿》)，《简帛研究二○○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下文凡言整理者注云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⑥裘锡圭先生认为“监临湘李永”可能是中部督邮派驻临湘的一个属吏(参见氏著《读〈长沙东牌楼七号古井(J7)发掘简报〉等文小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期，岳麓书社2006年版)。叶玉英博士认为“监临湘”是中部督邮的属吏(参见氏著《东汉简牍〈和从书〉所见东汉若干制度探索》，《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此文信息蒙侯旭东先生见告)。侯旭东先生认为督邮之下按县设监部吏，具体监察各县的政务，李永所任的“监临湘”则是“监部吏”从具体职务分工角度而来的官称(参见氏著《长沙东牌楼汉简〈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考释与研究》，待刊)。
    ⑦这一看法是侯旭东先生在读简班上首先提出来的，庄小霞博士继之撰文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参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研读班”《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校订稿》(《简帛研究二○ ○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庄小霞《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督盗贼”补考》(待刊)。不过，侯旭东先生认为，这里的“督盗贼”当为“监临湘”的属下，而不是郡吏“门下督盗贼”(参见氏著《长沙东牌楼汉简〈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考释与研究》，待刊)。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李明和先生则在读简班上指出，有将“例”字冠于官职名之前的例子，见洪适《隶续》卷16《繁长张禅等题名》“县例掾杜长字子阳”、“夷浅口例掾赵陵字进德”，因此“例督盗贼”可能是县吏(参见氏著《关于〈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中财产继承的诸问题》，待刊)。厦门大学叶玉英博士认为“例督盗贼”是督邮的属吏，其职守是捕斩群盗、核查各类案件(参见氏著《东汉简牍〈和从书〉所见东汉若干制度探索》，《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⑧详见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2005年第12期，第69-75页、第40页。
    ⑨详见裘锡圭《读〈长沙东牌楼七号古井(J7)发掘简报〉等文小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期，岳麓书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