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欧美的差距以及赶上欧美的标志按什么标准算？为了实现赶超，中国每年的发展速度应是多少？可能达到多少？孙中山未论及。当时的中国人士、包括孙中山在内，显然都还只能粗略地，而不能准确地考虑这类问题。
    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是孙中山为中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在他看来，西方国家虽然富有，但社会并不理想，人民并不幸福。因为，它们的财富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之手，而广大人民则处于十分贫穷、艰难的状况：“欧美强矣，其民实困。”（12）文明发达了，文明“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13）贫富分化如此悬殊，“自然不能相安无事”（14），因此，在欧美国家，一场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社会革命，……是决不能免的。”（15）从欧洲国家吸取前车之鉴，中国就需要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以求富强的过程中，重视“均”的问题。换言之，孙中山的发展思想，不是以“富”为唯一目标，而是以富和均相结合为目标。
    不过，孙中山并不是把富和均二者等量齐观。他认为贫是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一再强调：“我们现在是患贫，贫穷就是我们的痛苦”（16），中国成了“民穷财尽的世界，人民日日有患贫之忧，受贫穷的痛苦。”（17）至于均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还远未出现欧美那样的大资本家、大富豪，同欧美富人相比，中国的一般百姓自然是“大贫”，中国的富人也只能算是“小贫”，而够不上富有。因此，中国的贫富差别、贫富分化并不严重；只有在将来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在现阶段对均的问题还不应采取直接的措施来把贫富拉平，更反对用强制办法“夺富予贫”；但是，也不能听之任之，坐等将来经济发展了，贫富分化严重了再谋解决。于是，他又为中国的发展制订了救贫防不均的目标：首先大力发展经济以救贫，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采取措施改善贫民的生活，并且防止垄断的出现，以免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孙中山说的“均”，不是要在财富的分配方面实现完全的、绝对的均平，而是主张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容许不同的个人之间在拥有的财富数量方面有所差别；不仅在消费财方面，在生产财方面亦复如是。他把自己的理想社会“大同”说成就是社会主义，但他认为在社会主义下一般的生产资料（非垄断性的）仍应允许私有，并且可以永远私有。在他看来，当前这些拥有非垄断性企业的资本家不过是小贫，其存在自然无妨；到将来经济高度发展起来，国家掌握土地和大实业，同时，广大人民都处于生活比较宽裕的状况，这些非垄断性的资本家也只能算是“小富”或至多是“中富”，他们的继续存在，也无碍于均的大局。所以他说：“至经济极高之时代，我国资本家其至富者，亦不过中人产耳，又奚必其退让哉？”（18）
    孙中山把当时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认为中国的贫富差别还不严重。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人们总是在自己观察所及的范围内比较贫富，当时吃糠咽菜的中国农民，是绝不会因为大洋彼岸有摩根、洛克斐勒，而把自己附近的田连阡陌的财主看作是“小贫”的。他的平均地权，在辛亥革命时期所以在中国农民中得不到热烈的反应（19），正是因此。但是，孙中山认为在贫和不均二者之中，应把救贫放在首位，认为只能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解决均的问题，而不赞成离开发展，单纯从分配角度考虑均的问题，这却无疑是一种正确的、合乎科学的认识。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关乎中华民族自身兴衰存亡的大事，而且具有重大、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20）
    孙中山一再宣扬：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是中国的“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存亡之关键”（21）。同时，他又始终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展起来，必然会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有无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中国的发展虽然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但中国要为发展而从外部世界吸收巨量的资本、技术、设备和人才，这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将是一个无比广阔的市场，而中国的资源开发出来，经济发展起来，又会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环绕中国的发展而日益扩大起来的世界经济合作，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孙中山就驳斥了某些殖民主义分子所宣扬的“黄祸”论，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的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22）针对“黄祸”的论调，孙中山断言：中国的发展对世界而言，非但不会是什么“黄祸”，而恰恰是“黄福”！（2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写了《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24）“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且此种国际协助，可使人类博爱之情，更加巩固”，因而，“将来战争之最大原因，庶可从根本绝去矣。”（25）
    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成为根绝世界战争、实现人类持久和平的契机，可能是言之过当。但中国之发展，可为世界贸易及投资提供极大的市场，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极多的机会，这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起很大积极作用，则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发展--这就是孙中山对中国发展中的内外关系的总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