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问题
    发展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但又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纵然能在经济方面找到可行的发展途径，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条件，经济的发展是难以成功的，甚至是无从着手的。这个问题对中国发展来说特别突出，特别艰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经历了二、三千年，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以及维护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所谓纲常名教，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盘根错节，牢固非常的势力。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攫取了种种特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建立起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并且逐渐把中国的专制、腐败政权变成了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中国名义上虽然保持独立，实际上却成了列强共同控制和掠夺的殖民地，用孙中山的话说，这是一个比一国单独控制的殖民地更为悲惨的“次殖民地”。辛亥革命后，列强在中国各自支持一定派系的军阀，无休无止地进行内战；或者在中国政府中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以致在中国政府中形成了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是谈不上的。
    在孙中山以前，要求发展的人已经不同程度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的主张总趋向是：希望清政府进行内部改革，成为一个能保持独立自主并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政策的政府。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是这种思想行动的高潮。孙中山早年也曾倾向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改革方式。甲午战争前，他上书李鸿章，希望后者支持他实行改革计划就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孙中山很快就认识到：希望腐败的清朝廷改弦更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象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是完全不可能的；要为中国的发展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社会历史前提，就必须用自上而下的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能坚持独立自主和愿意执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政策的新国家。因此，他在甲午战争后数月，就赴檀香山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了以武力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的投入革命活动，和他的许多同代的革命者不同，不止是激于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义愤，也不止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是有着为中国发展创造政治前提的明确动机。在辛亥革命后，他曾追述自己进行反清革命的动机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53）当时，他误认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中国的发展已具备了必要的社会历史前提，所以接着又说：“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但是，袁世凯的篡权复辟，各派军阀的割据混战很快使他认识到：虽然皇帝退位，“共和告成”，然而中国的政权仍是一个专制、卖国政权，“产业勃兴”仍然无望。于是，他又投入了反袁、反军阀的革命斗争，继续为创建中国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而努力。但是，孙中山也深知中国的腐败专制政权不过是列强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而这种殖民统治正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早在组织兴中会时，他就指出：“方今列强环伺，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仅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54）这就是说，组织兴中会是为了在列强蚕食鲸吞、瓜会豆剖的威胁下拯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同时，兴中会又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清朝廷，指责清朝廷“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压制、束缚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才使列强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得以横行无忌。二十世纪初的著名革命家陈天华，直称清朝廷为“洋人的朝廷”（55），把清朝腐败政权同列强殖民统治的关系揭露得更是淋漓尽致。
    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没有提出废除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他没这样做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略：希望借此减轻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以便集中力量推翻清政府，然后再逐渐通过外交途径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到他的晚年，他对消除列强殖民统治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明确，态度也更加坚决。他强调中国民穷财乏的原因之一，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56）。他又把不平等条约比做“卖身契”，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但是，卖身契还没有收回，所以现在还要做各国的奴隶。”（57）因此，他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58）的口号，并且把“中国民族自求解放”（59）规定为实现民族主义的要求。这样，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的认识，就达到了比任何前人都更全面，更明确，也更加深刻得多的水平。
    孙中山是个伟大的革命家。革命总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任务的。但是，孙中山关心的不仅是取得政权，更关心取得政权后怎样利用新政权来进行建设、发展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欧美国家的革命都只是政治革命，而他所要进行的革命则不仅是政治革命，还同时是一个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救贫防不均的社会革命。为了进行社会革命，他主张在新政权建立后，要以新政权为杠杆，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以加速经济的发展。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依法进行的，所以朱执信称之为“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60）孙中山反复强调：革命之后必继续之以建设，否则革命自身及革命政权的建立就都失去了意义。他曾说：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故相因而至，相辅而成者也。今于革命破坏之后，既无革命之建设，又安用革命之总统为？”（61）
    在旧的政治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必须以革命来消除这种障碍，为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历史前提；一旦革命胜利，革命政权建立，就必须转向“革命的建设”，利用革命所创立的社会历史前提，致力于发展--这就是孙中山对于革命和建设、对于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途径的相互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