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救贫防不均的目标出发，孙中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制订了民生主义的模式。他把“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6）按照这一定义，民生主义也就是一种旨在改善广大人民生活的政治纲领和思想学说，正如他所说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27）“养民”是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使黎民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能够丰衣足食。孙中山使用这一概念则不限于其传统的涵义，而是为其注入了发展的内容。
    其一，孙中山主张用新式的生产方法解决全国数亿人民的衣、食、往、行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问题。他认为，在现有的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养民”，满足几亿人衣、食、往、行需要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发达资本，振兴实业”（28），对各种民生产业的投入产出方法进行根本的变革。在他写的《民生主义》中，对怎样改善衣、食、住、行各种有关行业的方法，实现这些行业的现代化逐一加以研究。中国古人谈“养民”，都是在传统生产方法，特别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考虑问题；而孙中山则是要在改革传统生产方法、采用现代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解决“养民”问题。这使孙中山所论述的“养民”问题有了明显的发展内容。
    其二，孙中山说的“养民”，不仅要求增加全国人民衣、食、住、行各项消费品的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还要求大大缩减劳动者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从事劳动的时间。他曾谈到，当时有些人认为中国是“生活最廉”之国，劳动者可以靠极低的货币收入维持生活。其实，如果不用货币而用劳动来衡量人们的生活费用，中国却是世界上“生活最贵之国”（29）。中国工人每天劳动14至16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所得工资才勉强糊口。这说明中国劳动者为了维护最起码的生活所费的劳动代价，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贵的。因此，孙中山提出：要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或养民问题，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30），使中国人能以更少的劳动时间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
    “用机器以辅助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着发展的要求；而缩短获得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时间，则是任何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把解决自己生存问题所需时间缩短了，才有可能接受教育、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政治各种活动。这种时间越缩短，人们用以发展自己的时间就越多，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两者既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两项经济纲领，也是他的发展学说的中心内容。
    平均地权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孙中山认为：在以民主革命（即他说的政治革命）消除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土地进行工矿业的开发和城市、交通的建设，这将使地租和地价急剧上涨，土地所有者就会趁机攫取暴利，成为社会上的大富豪；而农、矿、工、商、交通各业则会因越来越沉重的地租、地价负担而使发展受阻，广大人民也会因发展受阻而陷入贫困、失业。为此，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主张在革命胜利后，立即由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颁法令，规定全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对原来的土地所有者，既不没收其土地，也不立即收买其土地，而是允许其继续保有、使用或出售。不过，国家要求其向国家申报其所占有土地之价格，每年照报价征收1～2%的地价税，并保留在国家需要时照报价收买的权利。原土地所有者如果把土地售给国家以外的买者，只能得到土地的原价（申报价），超出原价的部分，亦即在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土地增值，则全部归于国家。
    土地国有及地价税、土地增值归公等项措施，从消极方面说是为消除土地私有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在积极方面，还被看作是国家筹措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手段。孙中山设想，由于在革命后的经济发展中地租及地价上涨极其迅猛，国家从征收地价税及土地增值所得的财政收入，将成为发展资金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财源。孙中山称民生主义为“社会革命”，并极言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31）
    由于孙中山主要是从发展的角度考虑土地问题，他的平均地权，最初并未明确规定“耕者有其田”的措施。他在同某些人（如梁启超、章炳麟等）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在正式的纲领、文件及公开的演说中，则都未涉及此问题。直到他的晚年，才越来越强调耕者有其田问题，把它正式列入革命纲领中，宣布：对“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32）他还把耕者有其用的实现称作“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33）。不过，即使在这时，他对实现平均地权的具体措施，也仍然是只提申报地价、征收地价税及土地增值归公，而未提及怎样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节制资本的涵义是：对资本的发展，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要由国家实行一定的政策措施加以节制，“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34）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一样，也是从发展问题着眼的。孙中山曾说：“提倡民生主义，讲到归宿，不得不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35）对中国的发展而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资本。孙中山是从发展的角度谈资本问题，为什么他不提发达资本的口号，而提节制资本呢？这需要从他的发展目标来理解。
    为了发展中国经济，从根本上解决救贫的问题，孙中山是热望发达资本的。他说的“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一语，已经把这种要求表达得很明白。但是，他看到西方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经济命脉、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又深怕中国将来经济发展了，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于是，从救贫防不均的目标出发，他一方面希望发达资本主义，解决中国贫穷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主张在发展的过程中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大不均的出现。在这种认识下，他不把自己解决资本问题的纲领称作“发达资本”而称作“节制资本”。节制资本不是发达资本，而是有节制地发达资本。
    节制资本包括两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主要内容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36）发达国家资本是以“发达”二字提出问题的。孙中山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尤其是一些关系发展全局的重要实业私人资本力不能办，只有以国家资本来经营才能使这些实业迅速建立，并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对国家资本主要是发达的问题，并且通过发达国家资本来节制私人资本，使其不致发展到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