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私人资本是要用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遗产税等，以及制订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各种法令，以削弱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这里是以“节制”二字提出问题的，但节制也并不是不让私人资本发达。孙中山主张：对实业的经营和开发，采用个人企业和国家经济两种形式，划分二者的经营范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37）私人资本活动范围是极其广大的，又受到国家的奖励和法律保护，其发展条件是十分有利的。
    孙中山关于节制私人资本的各种措施，如累进税、工厂法等，都是西方国家早已实行的。西方国家不提节制资本，但对这类措施实行得相当广泛，制度相当完密。历史事实证明：这一类措施对私人资本的发展是起不到多少节制作用的，对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是不能有预防或阻抑作用的。孙中山自己也不认为他的节制私人资本的各项措施能够起到预防私人资本制度操纵国民生计的作用，因而他在节制资本的做法中更强调的是发达国家资本，认为只要把有垄断性的和规模过大的实业由国家经营，私人资本就无从“操纵国民之生计”。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模式尚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以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都要由国家来实行：平均地权的实施要通过土地国有，节制资本的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资本。离开了国家的活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都是无从谈起的。
    孙中山强调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他在理论上也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而反对放任主义。他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深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必然会导致贫富严重分化和垄断资本操纵国民生计。他把西方国家在大机器工业出现后的垄断压迫和阶级斗争激化，看作是奉行斯密学说的结果：“实业未革命以前，人皆奉斯密·亚丹之说为圭臬，一致主张自由竞争，其结果卒酿成社会上贫富激战之害。”（38）
    孙中山把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尤其是国有和国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而他的民生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以土地国有和大实业国有、国营为主要内容的，因此，他又经常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就是社会主义”。（39）由于孙中山主张在对外开放中尽量利用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来发展中国，他又把自己的发展计划说成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40）
    四、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发展也必须是全面的发展。“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可收效。”（41）孙中山说的“万端齐发”，是说中国的经济各方面都需要发展，决不是主张不分主次先后，平均使用力量。
    中国国大人众，而国力有限，经济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同时，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中有着特定的起主导作用的部门，首先加强这类部门，就可带动经济发展的全局。在孙中山以前，人们已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一问题。魏源主张以军事工业带动民用工业的改造和发展，郑观应等认为商“握四民之纲领”（42），主张以“通商”即对外贸易来带动农、矿、工交通各业，都已多少具有了这方面的认识。比孙中山稍前，张謇提出了称为“棉铁主义”的工业化方案，主张以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为投资重点，带动农、矿、交通各业的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他解释自己这种主张的理由说：中国经济力量薄弱，“政府与人民财力均困，”如果想各行各业齐头并进，就会“备多而力分”、“地广而势涣”，因此，要发展实业必须有个“的”，“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势不及”，（43）而棉、铁工业就是他认为应该把握住的“的”。张謇所说的“的”，实际上就是能够带动实业发展全局的主导部门。张謇的棉铁主义，可以说已是一个粗具规模的经济发展战略。
    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概括地说，就是以交通、原材料、港口、城市建设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以沿海，尤其是一些优良港口和重要城市的开发、建设来带动广大内地。对这一战略，他说得十分明确：“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纲，盖农矿工业实为其他工业之母也。……且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44）
    他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制订的宏伟计划--《实业计划》，主张在中国沿海建立三个世界第一流的港口--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以此为枢纽通过密布全国的铁路网、公路网和纵横交叉的河道、运河，通向全国各地；把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人才，由沿海源源引入内地，开发内地的丰富资源，把内地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连结起来，以沿海带动内地，改变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实现沿海、内地经济的共同振兴。
    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发展，是由棉纺织工业开始进步，逐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起飞的。张謇提倡棉铁主义，而且在棉、铁之中更强调棉，主张“棉尤宜先”（45），仍有步武这条老式发展道路的意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工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已远非工业革命初起时的情况，如果仍是首先发展那些投资少、周转快、容易得利的轻纺工业，而不优先建立比较强大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是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不可能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这种老式发展道路，必然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在政治上也难以保持真正的独立。张謇所以不仅强调棉，还加上一个铁，说明他对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也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多是有垄断性质的和规模过大的，按照孙中山救贫防不均的思想和划分国家、个人经营范围的原则，它们是不宜由私人经营的。同时，这些实业投资数量大，周转时间长，短期内不容易获利，在私人资本还未发展成巨大集团之前，是不能也不愿意经营的。孙中山主张由国家经营、开发这些实业，是希望借此解决这些实业必须重点发展，而私人资本又难于在这方面致力的矛盾，以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
    从“养民”的目的出发，孙中山特别重视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实业，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能为几亿中国人民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物资。但是，孙中山认为，这些实业多半规模小，投资少，周转快，利润率高，私人不但有能力经营，也有很大的经营积极性。因此，他把这些实业主要划入“个人经营”的范围，认为允许私人经营这类民生日用实业，并由国家给予奖励和法律保护；同时，国家大力兴办交通、原材料、港口、城市建设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以支持和带动民生日用实业的发展，就能使各种实业广泛地、协调地得到发展，形成“万端齐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