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业发展之路
    在一个经济落后，农民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国家中，农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问题，又是最困难的问题。
    中国有数亿农民，而且农民被束缚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法和经营方法为时最久，农业发展问题不解决，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商品粮食、原料以及市场等问题就都不能解决。由于农业中产生的收益大部为地租、高利贷所攫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也难于积累起来。正因如此，关心中国发展的思想家大多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冯桂芳就开始提出了改革某些出口农产品（如丝、茶等）的生产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还主张采用西方的“农具”（农业机器）以“治生”的主张（46）。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等都积极宣扬采用西法“劝农”。这种主张不仅包含技术方面的内容，也有经营方式的内容。“劝农”已不是历史上各王朝下诏、派官劝民农桑那样的对传统农业耕作的督促，而是要根据“通商”即市场的需要改造中国农业，把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转变为由市场导向的、生产商品农作物的新式农业。九十年代初，陈炽开始提出了采用西方农业生产制度的主张，主张中国的“拥田数千亩，数万亩”的“富人”（大地主）应仿效英国，经营大农场；只有“数亩数十亩之田”的“农民”（小地主及富裕农民）则应仿效法国组建专业化的小农场。（47）虽然陈炽对农场内部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未作具体论述，但从他听说的英、法两国的榜样，已可断定这已是一种要求在中国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制度的主张。稍后，梁启超提出了一个由“老农”出资本，向“田主”租种土地，雇工生产商品农作物，并将产品全部投入市场的农场经营模式（48）。这已经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了。这些农业发展思想有一共同点，即都是要用西方农业的生产方法和经营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农业。如果能够实现，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将发生根本改变，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这些方案都未提到而且是不愿触及农民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没有耕地或耕地不足，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为苛重的地租和高利贷所困。要采取西方的农业生产方法和经营方法，农民无此能力；地主可凭借土地所有权坐收厚利，也不愿意甚至强烈反对实行农业生产、经营方法的变革。因此，这些方案注定了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无补中国农业状况的大局。
    孙中山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人都更重视农业发展问题。他早年的著作，已把“兴农桑”看作当时“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49）的三件大事之一。在《上李鸿章书》中，更把“地尽其利”作为自己的四项改革纲领之一，提出了依据西方的农学、使用西方的“农器”，以改革中国传统农业的主张。这和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劝农、兴农主张是大致相近的。后来，孙中山不断谈论农业的发展问题，所谈的问题也更广泛，更完备。他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思想，总的说包括两个方面：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和农民的解放。
    关于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孙中山认为，中国农民勤劳，但广大人民吃饭问题迄今不能解决，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不进步”（50）。为了使中国农业进步，他提出要解决七个方面的问题：机器问题、肥料问题、换种问题、除害问题、制造问题、运送问题和防灾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要在“农学”即现代农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的农业生产方法来增加农业生产。他几十年中念念不忘地关心农业生产方法和经营方法的变革，说明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要求是强烈的，说明他对于以新式的生产社会化的农业取代传统的农业的主张是始终如一的。
    孙中山的农业发展思想远胜过前人及同时人之处，是他把农民解放作为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提了出来。
    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很快就提出了土地问题。前面说过，孙中山前期的土地思想主要是从发展的角度提出的，而没有正式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同梁启超等人的论战中，同盟会的报刊曾提到：实行土地国有后，拥有简单手工农具的农民，都可从国家租种小块土地（51）。这可说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等人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所提到的唯一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当时孙中山主张的土地国有只是由国家保留照申报价收买土地的权利，而不是全面地把土地收归国家，国家能直接支配的土地有限，而且多是建设用地，不可能充分保证广大农民对耕地的需要，其解放农民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孙中山的晚年，把“耕者有其田”正式列入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中，并且论述耕者有其田对解放农民的作用说：“假若耕田所得的粮食，完全归到农民，农民是一定高兴去耕田的。大家都高兴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产。但是现在的多数生产，都是归于地主，农民不过得回四成，农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获的粮食，结果还是要多数归到地主，所以许多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荒芜不能生产了。”（52）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孙中山把农民解放和改进农业方法并列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