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3页；第2卷，第293页。
    （25）〔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等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3页。
    （26）〔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307页。
    （27）希罗多德：《历史》，第484页；参阅第7、36、419、463、472页等相关论载。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62、344、269页；参阅第20、23～71、82、92、170、240、268、493、698、702页等相关论载。
    （29）显然对修氏而言，伯战作为人性悲剧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参阅戴维·格林：《人类狂妄：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David Grene，Man in His Pride：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55、64页。另外，关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修氏作为“心理史学之父”的深重影响，比较参阅克劳斯·魏道尔：《修昔底德与希波克拉底论著》（Klaus Weidauer，Thukydides und die Hippokratischen Schriften），海德堡：卡·文特出版社1954年版；希波克拉底著，赵洪钧等译：《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215页。
    （30）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488～489、169～170、75～76、53～70、125～126、213、234、711页，比较参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4、96～110、138、163、582、617～618、620～623、637～638、710～712页等相关论载。在此意义上，有论者尝试“系统展示当时希腊诸邦间所体现的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参阅彼得·J. 弗里斯：《修昔底德与两极化政治》（Peter J. Fliess，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巴顿鲁吉：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前言”，第7页。另有论者指出修昔底德通过关注民族内部心理学而将伯战视作一元化希腊世界同室操戈的病理性“瘀滞”，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参阅乔纳森·J. 普利斯：《修昔底德与内战》（Jonathan J. Price，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第74页。
    （32）（3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69～371、397～399页。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五中以“一般的心理状态”、“革命者的企图”、“事变发生的动机”及11种事例为中心，阐述政体变更的“一般原因”；论及“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各别原因”，指出雅典等共和政体“常常积渐而归败坏”，“一切政体”皆有可能因内忧外患而倾覆。
    （3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7页。
    （36）（37）（3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21、15～19、25页。
    （39）有论者探究了波氏有关大人物心理动机的分析，如腓力五世之子珀尔修斯的负面形象更多是因描绘其消极性格的影响而非源于偏见所致。参阅保罗·彼得希：《波利比的史学方法》，第四章相关论述。
    （40）（41）（4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4卷，第51～53、53～55、103页。
    （4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1页。
    （4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93页。
    （4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465页。
    （46）A. E. 瓦德曼：《希腊史学中的神话》（A. E. Wardman，“Myth in Greek Historiography”），《历史学：古代史学刊》（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第9卷，第4期，1960年，第403页；比较参阅切斯特·G. 斯塔尔：《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第80页相关论述。
    （47）希罗多德：《历史》，第412、470～471页，参阅第582页等相关论载。学界因希氏鼓吹天命神意而认为其在希腊史家中属于异数，参阅查尔斯·威廉·弗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学的实相》（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抑或体现了虔诚宗教信仰而并无实质性的史观内涵，参阅T. J. 卢斯：《希腊历史学家》（T. J. Luce，The Greek Historians），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更有论者认为希罗多德“宗教化的情愫与阐释，必须要与整体上其对人类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的理性立场区别开来”，参阅本雅明·希姆莱：《希罗多德笔下的政治与信仰》（Binyamin Shimron，Politics 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图加特：弗兰茨·斯坦纳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在我们看来，上述论断显然严重低估了宗教信仰在希氏史观中的地位--必须强调“波斯战争的宗教背景”，参阅琼·D. 米卡尔森：《希罗多德与波斯战争中的宗教信仰》（Jon. D. Mikalson，Herodotus and Religion in the Persian Wars），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比较参阅托马斯·哈里森：《神意与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信仰》（Thomas 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7、130页。
    （4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21页，参阅第26、63、68、111、125、135、141、156、273～274、284、295、311、334、342～344、424、441、600、618、653、719页等相关论载。另有论者认为修氏未将命运视作客观的历史力量，而是“出人意料性的力量”--即承认它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但将其从“原因探究”中摒除，参阅罗威尔·埃德蒙兹：《修昔底德笔下的时运与智能》（Lowell Edmunds，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
    （5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139～141页；第4卷，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