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许多先前的实例，将展现于此。如西西里僭主阿迦托克勒斯……又如斯巴达王克列奥门尼……现在我们无法假定性格迥异地存于同一类型。事实毋宁是有些王者随环境改变心性并总向他人呈现与其本质相左的性格……不仅涉及将军、君王也还关乎城邦。在雅典我们至少发现亚里斯提德与伯利克里统治时代，国家很少引发暴行……但克里昂、查尔斯统治时代截然相反；拉凯戴蒙人称霸希腊时克列奥姆波洛图斯王所为皆在睦邻友好氛围中展开，但阿格西劳斯王却全然相反；故此，城邦性格随当权者性格而改变。腓力亦然……（41）
    显见正是基于对“大人物”心性的深度关注，波氏探究人性变化升至一定的理论高度。早期史家仅是零星地泛泛而论，如“人们的心理状态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的”（42）等。抑或可以说，与修昔底德等人抽象的人性论相比，波氏的心性论似乎更为写实化与具象化。
    大人物通过心性动机主宰史事乃至左右国族心性变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波氏的英雄史观内涵。如早期阿卡亚联盟领袖亚拉图斯具有成为一名杰出政治家的所有素养且绝不逊于任何人，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父子将马其顿从蕞尔蛮邦跃居举世最辉煌的王国而享有“盖世英名”等。典型实例是罗马统一世界的绝对主角西庇阿，“事实上他几乎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物，引得世人急欲了解他是怎样的人”（43）。讲言之：
    我们理当遵循的价值信条和历史的特定功用。吾意是指大力弘扬值得瞩目的光辉事迹……史家更青睐吁请读者关注什么……最伟大的行迹以及最值得史家瞩目的人物（44）。
    论载英豪们“最出色禀赋与最值得尊崇之处”故此成为撰史的突出内容，这在早期史家看来简直无法想象，战争史中竟无英雄用武之地！而且有一点似乎也可以肯定，即强调历史变革中的个人心志很大程度上乃是对政体说的某种扬弃。事实上，较之希罗多德等人的故事讲说，波氏基于史观的高度论载历史人物相对严谨翔实。当然完全吻合当事人性格特点绝非易事，“因现实中条件、环境繁复多样而千变万化”（45），其中有些论载显然是源于波氏本人的逻辑推理而非客观史实。
    三 命运观：历史叙事深进过程中神秘力量逐渐凸显
    毋庸置疑，天命观历来是西方古典史家历史观复杂多样性极为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人尽管较早地认识到社会历史变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引起且人类为其行为负责，但囿于实践能力与认识水平等主客观局限，诸如政体说、心性论等单纯人事性的因果探究显然无法合理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如此则为“机缘”、“命运”等神秘性因素乘虚而入提供了可能。诚如斯言，“神话与神话性的人事之重要性，是希腊历史编纂史上凸显的重要论题之一”（46）。如希罗多德笔下充溢大量神谕灵验、梦境成真等朕兆性异事，典型实例是《历史》论载希波战争时对过程本身轻描淡写，反而浓墨重彩于战前、战后的一系列的征兆、神谶等。兹摘两例，以资说明：
    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遇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
    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却会毁在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的手里……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47）。
    上述材料或有助于解释希氏史观中两大悬疑问题，即为何并未侧重交战双方政体优劣且很少在事功层面深入论载单体个人。继起的修昔底德专注于人事，强调“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虽则如此，素以“理性”著称的他竟也坦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过去有许多奇怪的古老故事……现在都变为可信了。例如，广大地区受到猛烈地震的影响；日蚀和月蚀比过去从来所记载的都频繁些；在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48）。
    材料表明，修氏对“神意”等尽管是以质疑为主--“当事物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常常归咎于我们的命运”，但却似乎无意抑或根本无力将之彻底摒除。事实上，全书载论惨烈人祸，总是频繁插叙诸如此类的灵异事物，能否暗示其与希氏史观的某种一致（49）？
    作为修昔底德严肃撰史传统的铁杆拥趸，军政经验丰富的波利比乌斯似乎也不大可能为之留有太多余地，声言史家理当“引领读者关注世上正常或普遍发生之事”，而非报道奇异朕兆与神话传说，或“将一切归于命运，强调她的变幻无常与人类规避的无能为力”（50）。但实际上，其论较之前辈更为复杂。对此，传统观点通常认为：波氏未在哲学或语言学层面明确界定“命运”内涵，多是袭用希腊化时代习惯性话语程式--崇拜并强调命运女神喜怒无常且超越人力掌控；仅将极少数难以解释的偶发事端归于“命运”使然，抑或作为修辞学术语泛指历史变化的必然性。换言之，波氏并未将之视作历史解释的重要元素（51）。如若通观并结合《历史》所论的具体语境，问题或许非是如此简单。譬如下列表述：
    波利比乌斯声称因发现有人把公私事务归于命运、机缘的荒谬，现就此阐述立场，只要一部严肃史著允许。对于个人而言确实无法或很难理解事件原因，通过将其定为一种神祇或机缘之举我们或可理直气壮地得以摆脱困境，吾意是指譬如连绵不绝的特大雨雪、农作物因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歉收、突如其来的持续性瘟疫，抑或其他不易探明原因的同类事情。关于此类物事我们顺理成章地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既然我们不能探明它们何以发生……至于有可能揭示实际、主导缘由之事，我以为不应归于神意行为。譬如下列情形。我们时代希腊臣服蛮族……灾患原因显而易见，并且出路在我们自己手中……但无法或很难探知缘由情况下，问题则悬而未决。此类情形之一是马其顿问题。马其顿人……承蒙罗马眷顾摆脱严重的内乱相残……伪腓力们瞬间目睹了更多同胞被流放、折磨和杀戮……现在却为一可恶的家伙而战……挫败了罗马人。世人岂能不为之困惑？很难探明原因。是故论及同类现象，我们完全或可认为此乃神意所为，所有马其顿人激怒神灵，诚如随后事件所示（52）。
    材料表明，波氏在明确区分命运与人事的前提下，竟将本来毫无费解之处的人事肇因归于命运（53）。若推而广之，我们注意到，《历史》通篇大量关涉神意且总是将其与人力两种元素并置而论。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神秘因素在波氏的历史解释中实则据有一席之地乃至“不可或缺”？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之归为两大类型。其一，关于个人的成败得失。波利比乌斯强调个人功业基于“聪慧与勤勉”，而非“承蒙命运眷顾”或“遵照托梦、朕兆指示”；军事胜利也非“凭赖机缘”，“失败多因指挥官犯错或失职所致”。而另一方面，许多大人物“挫伤了敌人却败于命运”。其二，关于国族的兴衰沉浮，即为波氏结合《历史》最大主题表明其重人事与理性探究的观点。典型实例是通过查究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波氏强调罗马崛起于“艰巨事业中的千锤百炼”而非“机缘巧合和无意之举”。虽则如此，《历史》却也并不避讳“神意”的在场。不仅仅是在具体战事层面，罗马统一世界本身更是集中体现了波氏史观中的复杂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