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庇阿目睹城池彻底崩塌而垂死挣扎……凝思良久后他意识到所有城邦、族群和权能之士，必将如同芸芸众生而遭逢应有命数……煊赫一时的亚述、米底与波斯帝国遭逢，荣耀如此切近的马其顿亦难逃厄运（78）。
    材料一表明，《历史》开篇尽管宣扬“循环史观”，但对罗马伟业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整体上仍持乐观期许；材料二表明，《历史》前30卷结尾时竟倾向于认为是命运毁灭了波斯、马其顿帝国，随着政体优劣及循环史论消退则预示日后罗马势必在劫难逃。前述曾在第3卷6章中以腓力父子攻灭波斯为例界定“人事关联”；材料三更是独具匠心地通过插曲性论载标志罗马霸业即将实现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强调统帅西庇阿“在功成时刻对命运易变铭记在心”，并“预感有朝一日同样厄运将会降临我的祖国”，堪称“最具政治家风范且深谋远虑的识见”。临近全书结尾的第39卷第8章，史家因感念世事无常而再度叹曰：“命运是多么地易于妒忌人类，特别是在我们自认人生已功德圆满的情势下，她是多么地偏好展示权能。”（79）
    综上所述，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总结和发展，更是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的桥梁。波利比乌斯置身于希腊化时代中叶且希腊世界行将完全臣服于罗马的历史关头，其撰史实践无疑具有非常独特而繁复的史学内涵。突出体现在系统总结了希腊城邦与前期希腊化时代的史学遗产，并在史观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精辟阐述。
    波氏通过多组命题反思历史变革，表明其认识到了研究客体的复杂性，而诸史观范畴自身的瑕疵及分歧，则暴露了主观认知的某些局限性。事实上，古代世界所谓史学通常是指政治军事性质的现当代史写作，功利而狭促的意趣、视野，往往使得无法完全理性地鉴往知来（80）。这不仅仅导致书写者往往由于轻忽诸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要素而严重歪曲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而且意味着即使是对“政治史”本身的解读也往往难免或有“单薄”之嫌。典型实例是关于罗马究竟是否是在有预谋有计划地挥兵东进，《历史》卷首强调认为：
    鉴于汉尼拔战争中迦太基落败，罗马人觉得在其全球扩张计划中至关重要的步骤现已实现，开始敢于伸开双手攫取其余部分并兵临希腊和亚洲大陆（81）。
    问题是，若将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人的历史，置于同期希腊世界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予以探究，没有证据表明前者竭力要将霸权扩张至东地中海。须知当季罗马的主要精力是迫在眉睫的北意大利、南部高卢、西班牙与迦太基，同时竭力避免长时期大范围地陷身亚得里亚海以东事务--“罗马关于希腊的政策立场缺乏连续性或系统的规划”（82）。波氏误读罗马的东方政策及其战略意图，对《历史》的结构编排影响深重，突出体现在主要基于如是“心性论”立场连篇累牍于相关史事。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显然未能明晰地正面回答其中的关键问题：究竟是哪些主客观原因或条件逐渐诱发、增强了罗马干预的能量，直至最终掌控了希腊世界？
    不仅如此，西方古典史家笔下频现所谓“命运观”，显然很难完全归咎于书写者史识匮乏、宗教观所致，或从侧面也暴露出“政治化”视角无法完整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兴亡的固有缺陷。特别是当史家身处或描述国族“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宿命意识通常随着叙事展开越发浓烈。如就波氏命运观而论，应当也是希腊世界行将败亡的现实写照--在急剧变革动荡而个人安身立命无所适从的希腊化时代，希腊-近东民族文化混融背景下的希腊命运观、巴比伦占星术与埃及命运神崇拜等相互应和而大行其道，无不预示着基督教未来的胜利（83）。
    另需指出的是，古人论史通常也很难超脱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束缚与制约。突出体现在本案中，波氏似乎有意回避了离世前夕大约30年间的史事--社会斗争风起云涌之际，恰为政治史写作提供了适宜题材且易于原因探究，身为异邦人的他，在小西庇阿等庇护人亡故情势下，岂敢轻易涉猎多事之秋的罗马？诚如波氏含蓄指摘罗马人非分行径时所示，“而在当下，我则不敢冒险就此深入阐述”（84）。毋庸置疑，相关疏漏实乃堪称政治军事史写作典范的《历史》的重大缺憾。凡此种种，某种程度上或许也解释了日后希腊史家们为何更愿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解读罗马崛起及其对希腊世界的现实影响（85）。
    在上述意义上，拙文存在诸多尚待发掘与完善之处。毋庸置疑，研究波氏这样一位西方古典史学史上重量级人物的历史思想难度很大；而《历史》本身的严重散佚，也使得意欲详尽厘清其史观的构建脉络绝非易事。譬如，若就波氏政体论生成背景而言，似乎也暗示不应仅局限于史观层面的认知。须知公元前2世纪前后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学习借鉴亦是硕果累累，以至于波氏作为人质居留罗马期间仿若置身于其所熟知的希腊本土。故此，或可理解他为何要以并且能以希腊城邦体制长期实践过程中孕育的政治学说解读罗马崛起。譬如囿于外语水平所限，不同时代希腊史家关于所谓“命运”的具体指称及其历史语境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抑或是他们与拉丁史家笔下相关术语表达之间存在怎样的异同。又如文章引证过于烦琐，关于《历史》文本的某些阐述或有过度演绎之嫌；结构编排表明对历史解释四元素的内在关联有所探究，即强调相辅相成而彼此呼应，但关于主次轻重则缺少深度的讨论；对于城邦时代末期、希腊化时代前期代表史家及滥觞阶段罗马民族史学的历史理论缺乏必要的对比研究，而单纯比较希、修等早期希腊史家，并不足以通观性地考论西方史学史观领域的流变动向。更重要的是，波氏博大精深的历史思想，也绝非拙文所能涵盖、辨明。突出体现为其另一核心命题即整体史观，分别在历史观与史学观层面具有怎样的内涵；倘若罗马人是波氏史观中的典范演员，《历史》是否堪称一部悲喜交集的民族传记，等等。囿于篇幅，兹不赘述。
    附记：拙文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发表之际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英〕E. H. 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6页；〔美〕彼得·伯克著，王晴佳译：《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页。
    ③〔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
    ④拙文引述依据W. R. 帕顿（W. R. Paton）波利比乌斯《历史》（Polybius，The Histories）译出，剑桥1922～1927年版“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