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方古典史学史上长期流行形色各异的循环史论。若以波氏“混融政体说”的运演机理“循环史观”为例，或可更进一步集中折射其政体论的上述特征。关于早期希腊史家的史观意向，传统观点往往截然对立：社会历史变革思想兴起并有进步倾向标示着“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18），修昔底德及后世希腊史家并不信奉循环史观（19），或是他们基本认同“循环史观”（20）。另有论者主要以波氏为例，强调西方古典史家及是后圣经史家等皆应视为内涵丰富的历史循环论的实践者和倡导者（21）。关于上述论断，有三点需要指明：一是不应夸大古希腊史学滥觞阶段史观理性化的成熟度，二是如何通观性地考论《历史》《伯战史》中的所谓“循环史观”，三是波氏史观的学理渊源怎样。不可否认，早期希腊史学含有一定的“进步史观”色彩。突出体现在希氏笔下大量人种学研究，如文明-蛮族对立，特别是《伯战史》绪论关于“五十年时期”希腊诸邦中雅典冉冉升起而一枝独秀。但就整体而言，早期希腊史学普遍洋溢着浓重的悲观情结。基于“在每件事开头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结果的”，抑或“只要人性不变”则不幸“将来永远也会发生”（22），波斯、雅典帝国等皆生动演绎了“扩展-衰退”的历史规律，其核心是轮回性的“淤滞”而非永不消歇的颓败（23）。而从波氏“循环史观”生成的历史语境抑或具体内涵来看，我们或可得出结论认为：其与希、修等人相关主张关联不大而更多属于政治理论术语性的表述。倘如是，波氏的主张固然可以看做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哲学，但基于古典学传统探究似乎是人为地抬高了其蕴含的史学意涵。
    波利比乌斯史论思想根源中的“非史学性”，深层体现则是“非历史性”。特别是在许多方面机械地袭用古希腊政治理论，寓意其相关史论往往是在表述政治而非历史概念。典型实例是罗马人构建的“现存最佳政体形制”，颇为类似于斯巴达莱库古宪政改革的翻版。另外，重理论性的推演思辨而轻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如尽管“希冀谋求有关其政体独特性的通透观点”，但对始从十二铜表法颁行直至坎尼会战间的罗马历史存在严重误读。典型实例是虽察觉3世纪前后元老贵族地位特殊--“凭赖政制的特殊优势与运筹帷幄的元老院”（24），却夸大了公民大会的实际作为及其“民主”元素。误读罗马政治生活领域的真实情状，使得波氏坚信罗马统治集团戮力同心而有强大的战斗力，进而则很难认识到罗马崛起过程中许多“非政制”性的重要力量。譬如，共和时代罗马与拉丁及意大利同盟者协同的重要性，共和末年广大同盟者主张公民权的同盟者战争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正如帝国时代意大利本土以外众多行省地位的提高及其对罗马繁盛的重要性。又如《历史》通篇强调罗马称雄地中海堪称“史无前例”，暗示波氏史论兼有进步意识，问题是若罗马政体“与生俱来”而非线性意义上渐次累积的增进过程--“我以为罗马政体可如是观之而完全适用，既然从一开始其形成与成长源于自然原因”，所谓发展如何可能？很大程度上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何拉丁史家整体上对此并不认同。诚如塔西佗在批判奥古斯都所创元首制中的精妙讽喻：
    每一个国家或城邦的统治者或许是人民、或许是贵族、或许是一些个人，这三种统治方式适当配合起来的政体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然而却不是容易创造的。而且即使创造出来，它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25）。
    进言之，我们还注意到，波氏政体论在许多希腊史家著述实践中同样未能引起多少实质性的共鸣。突出体现在波塞冬（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年～前51年）所著52卷本《历史》旨在续写波氏史著，涵盖公元前146年至公元前88年间以罗马势力扩张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区域史，但关于罗马崛起原因的解读显然较为理性，如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地形地貌、矿产资源、气候条件以及食物营养等诸多可能相关的因素、力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公元前60年～前7年后）撰述《罗马古代》，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是对波氏拘泥于“政治史”写作的矫正。狄著认为，罗马人威加海内固然是与其卓越品质密不可分，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实为古希腊人后代并成为新时期希腊先进文明传统的合法继承者。总之，政体说构建中的种种瑕疵，预示其在波氏史观整体中并非文本层面宣扬的那般重要。相反，另有其他同样不容忽视的史观元素参与其中。它们不仅有力冲击了政体说的地位和影响，还合力强化了波氏史观的复杂性。
    二 心性说的理论创新：“肇始与原因或意图”的界定及其人物史意向
    鉴于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动机及人性往往成为古希腊史家关注的重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显然涵括当事方“思想过程”（26）。如在希罗多德看来，希波战争源于诸如私利与贪欲、违约与结怨、复仇与荣耀等人性深处的各种纠葛。不仅如此，《历史》基于人性视角就当时希腊诸邦内部恩仇的深刻反思同样耐人寻味。不妨摘取一则论断，以资说明：
    拉凯戴孟人既然重新得到神托并且看到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根本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思……很可能会有一天做到与他们势均力敌的……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27）。
    希氏意在表明战前、战中以雅典、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诸邦何以频频内讧，并预示战后自相残杀性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实乃不可避免！修昔底德笔下的伯战爆发亦是如此：“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雅典人源于“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等“三个很重要的动机”同样热衷于战争。总之，“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及伴随的“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修氏尝试基于“人性总是人性”而谋求精准揭橥动机的根源（28）。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为何并未深究政体，相反，考虑到叙事主题是战争何以爆发，交战方的动机意图及背后的人性情状才是解题的关键所在（29）！实际上，相关叙事构成了早期希腊史家历史解释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希腊史家普遍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叙事中，一方面为强调城邦体制下公民集体的智慧与力量，他们的叙事主角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宽泛而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因质疑人性而竭力反对突出个人，即若将国家事务委托个人，“不久就会引起城邦的毁灭”。而为数不多的相关载录也多为负面性质且很少展开，如修昔底德评判希波战争期间希腊联军司令波桑尼阿斯“开始暴露他妄自尊大的本性”，等等。是故，他们真正着意的是“人民的心理状态”等群体性情绪。典型实例是修氏通过“一般人性”意义上“城邦的性格”解读伯战结局，“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斯巴达人证明是雅典人最有益的敌人，因为两个民族性格的大不相同”（30）。早期史家借此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诉求。倘如是，断言“集体的作用在西方史学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且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史学的滥觞（31），似乎过于草率而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