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F. W. 沃尔班克指出，波氏史论“颇有老生常谈的说教意味”（即强调功成名就的强权者务须中庸节制），参阅《波利比乌斯》，第62、178～183页。但笔者愚见以为，波氏史观绝非就此裹足不前，诚如本段正文所示：道德史观作为前述命题的升华性完善并不意指其史观的圆满完结，相反，悲观宿命意识不仅充溢于《历史》最后10卷，很大程度上更是他晚年尴尬心境的主色调（关于波氏悲观的人性论，参阅阿瑟·M. 埃克斯坦：《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道德立场》，第八章相关论述）。
    （7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5～7页。
    （77）（7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77～79、439页。
    （79）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437、453页。
    （80）有论者考察了西方“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的历史视野及观念的局限性等，比较参阅格里高利·柯雷恩：《修昔底德与淳朴往昔：政治写实主义的局限》（Gregory Crane，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1）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9页。
    （82）埃利希·S. 戈鲁恩：《希腊化世界与罗马崛起》（Erich S. 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83）若将考论视野下延，我们注意到罗马史学史上的类似意趣：一方面，长期盛行分别对应罗马繁盛与衰败的两种“天命观”；另一方面“3世纪危机”背景下随着基督教的蓬勃发展，相关论说越加系统而提升至宗教学研究的高度，“神意史观”甚或成为传统俗世史写作重要的读史视角。比较参阅J. P. 戴维斯：《罗马宗教史：李维、塔西佗与阿米安笔下的神灵》（J. P. Davies，Rome‘ s Religious History：Livy，Tacitus and Ammianus on Their God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5卷，第163页。
    （85）关于罗马崛起、希腊世界衰落背景下希腊史学的所谓“文化史”转向，可参阅P. 卡特勒吉、P. 加恩熙、E. 戈鲁恩合编：《希腊文化的构建：文化、历史与史学领域的探究》（P. Cartledge，P. Garnsey，and E. Gruen eds. ，Hellenistic Constructs：Essays in Culture，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