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个想法，他在1915年回家养病时，以《书目答问》为线索，作了一部《清代著述考》，共二十册。他说他在做这种工作的体会是：
    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由此他懂得清儒在治学上超越前代绝不是偶然的，他要向清儒学习，不仅要作《著述考》，而且要作《国学志》，想把材料和文章分类钞录，还要把过去的学者所作为古书所用的学术名词作成辞典式的解诂，把清代著述考扩大为历代著述考和学术年表。虽然这只是计划，可从这宏伟的计划中可以看出他的向学的决心，他要把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学术上。后来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其实对一个真正研究学问的人来说，这种“野心”和“夸大狂”的产生并非胡思乱想，但他终于认识到：
    研究的工作仿佛是一堆土，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加］扩大。固然堆得无论多高，总不会有扪星摘斗的一天，但是我们要天天去加高一点却是做得到的，……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个农夫或土工而勤慎将事，才是我们的本分的事业。
    后来顾先生的考辨古史的工作确是这样做下去的，我想一切真正研究学问，而不是以学问为沽名的钓誉或做为向上爬的敲门砖的人都应当这样做。
    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录之如下：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象，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为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怖。…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以可使它少偏一点。……
    我相信顾先生这话是很真实的，他和钱玄同一样，原来都想以客观的态度来谈古史或古书，但这很难，越是有学问有见解的学者就越难，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所愿接受的是真实的，而对不愿接受的总认为不真实的。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会陷于一派之中而不能自拔。钱玄同也是如此而更加甚，此荀子之所以作《解蔽》篇也。顾先生主观上不想加入任别派别，结果却被人称为疑古派或《古史辨》派的首领，这恐怕是他料想不到的。
    其实顾先生研究古史的目的并不在于疑古，而在于建设一个其实的古史，疑古不过是一个手段，这和崔述作《考信录》一样，考而后信。不过因为我国古代的伪史伪书实在太多，用去了他毕生之力还未作完。当他在北大毕业后，在研究所国学门作助教时，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著作，为之欣喜不置。他说：
    ……到这时，研究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份，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遗籍、新疆木简的图象，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更明白自己知识的浅陋。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文的系统上致力罢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他的疑古辨伪工作只是为建设真古史扫清道路。我们从他去世后由王煦华同志整理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确实也在从辨伪走向求真的道路，所以一般人称他为疑古派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也不是完全不正确，因为他疑古的确比一般人大胆。
    以上所说表明顾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他的理想，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正确地认识这位伟大的史家的真面目。（本节引文皆出自《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